北宋初期，宋辽屡发战事。979年，辽景宗命燕王韩匡嗣统率大军南下攻宋，兵临满城。
宋将崔翰等领兵进至满城，并按照宋太宗预先制定的阵图，兵分八阵待敌。对于这种分散兵力御敌的打法，士兵们感到很恐慌。
北宋右龙武将军赵延进登高一望，只见辽兵漫山遍野，无边无际，很是忧虑，对崔翰等人说：“今辽兵人多势众，而我军却星罗棋布，力量分散，若遭到进攻，恐怕难以抵挡。不如合兵出击，或可取胜。违抗命令而赢得胜利，不比丧师辱国强吗？”崔翰等人担心因为没有按照既定的打法作战，会受到追究，便反问道：“万一不胜，怎么办呢？”赵延进语气坚定地回答：“如果打败了，我赵延进单独领罪！”崔翰还是犹豫不决。一旁的镇州监军李继隆劝道：“用兵贵在适应战场变化，怎么能提前设定打法呢！违抗诏命的罪责，我李继隆甘愿一人承担！”崔翰等人这才下定决心调整部署，合八阵为二阵，既可凝聚力量，又可两相呼应。与此同时，宋军实施战术欺骗，派人向辽军诈降。辽军统帅韩匡嗣被宋军诈降所蒙蔽，放松了警惕。宋军布阵完毕，合力攻击辽军。辽军仓促应战，兵败如山倒，死者不可胜计。宋军追至遂城，斩首万余级，获马千余匹，生擒辽将三人，俘老幼三万口，所获兵器车帐甚众。
宋朝在与辽朝的战争中，取得如此之大的胜利并不多。从中我们可以总结一些经验。
其一，要从实际出发，相机而动，不可从教条出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高明的军事家都非常重视做好军事方案，正所谓“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但他们同时也不会忽略临敌之际的各种变化，正所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如果像崔翰那样，已经明知计划赶不上变化，却还要死守既定计划，岂不是要病症适合药方？
其二，做事一定要有担当。人要是有私心杂念，自然就不容易有担当，也就不会从实际出发了。崔翰就是这样一个人，因为担心改变皇帝的部署，打了败仗会受到追究，影响了自己的官帽子，就迟迟不敢下决心，从实际出发调整阵形。幸亏宋军将领中还有赵延进、李继隆这样敢于担当的人挺身而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其三，任何时候都要重视群众的声音。史料对宋军阵形变化前后士兵的情绪也有描述，从变阵前的“士众疑惧，略无斗志”到变阵后的“士众皆喜”，寥寥几笔，不啻画龙点睛。排兵布阵本是军官的职责，但是仗毕竟还是要靠士兵来打。士兵未必有多高的文化水平，但作为战争很直接的参与者，他们的判断和建议对于指挥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当兵力分散时，他们感到茫然，心中充满恐惧；当军队集中部署时，他们欢欣鼓舞，士气大振。我们不能要求宋朝将领有马克思主义者的觉悟，但高明的军事家，都懂得见微知著，倾听基层的声音，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