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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勇：河泊所出土简牍封泥与汉代西南边疆国家治理

2025-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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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西南夷列传》书影

自建元六年唐蒙“凿空”夜郎，到元封二年汉武帝“发巴蜀兵击灭劳、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出降并“请置吏入朝”（《史记·西南夷列传》），西汉在“西南夷”地区先后设立了犍为、牂牁、越巂和益州等郡，从而将今云贵高原和川西高原一带纳入中央王朝的政治版图。永平十二年，东汉置永昌郡于滇西哀牢故地，汉王朝的西南边疆进一步扩大至怒江以西及澜沧江下游地区。

汉武帝开西南夷当初缘于牂牁道、身毒道等民间贸易线路的发现，本身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中观察，却与当时的汉越关系、汉匈关系及汉朝对西域的经略有着内在的联系。所以，不能简单地以随意性来定义和看待汉朝在西南夷地区的开拓；很显然，这是有着宏阔战略意图的决策及行动，是汉王朝扩张与统一活动的有机而重要组成部分。也正因如此，在征服西南诸夷之后，两汉王朝包括新莽政权多积极施治，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重塑当地社会，并强化与内地的联系，使之成为中央王朝有效统辖下的边地疆域。

从文献记载看，西汉时对西南边疆的治理，主要采取了以下策略及措施：一是推行郡县制，包括设置属国、道等主掌蛮夷的特殊行政机构；二是在郡县制及军事统辖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实施所谓“羁縻之治”，册封地方民族首领为王、侯、邑君等，“复长其民”“以其故俗治”；三是修筑官道，改善和加强与内地的交通及联系；四是移民实边，开办屯垦，发展经济。这些策略和措施巩固了中央王朝在西南边疆特别是初郡地区的统治，对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进步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后来的新莽政权及东汉王朝，大体继承和延续了西汉治理西南边疆的政策，但也因形势变化而有所调整和鼎新。如王莽就对边政进行改革，通过“改王为侯”及暴力镇压等手段，力图削弱西南夷上层统治者的权力和地位。又如东汉时期，开始对西南边疆的地方民族征收赋税，同于内地；还在军事“立威”的基础上大力推广“德政”，注重施行教化和提倡儒学，通过察举孝廉、兴办学校等“渐迁其俗”；另外，对当地的治理和控制也愈加依靠日渐崛起的“南中大姓”，即地方豪族。总的来看，两汉时期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经略和治理是较为成功的，尽管过程曲折而复杂；其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南夷地区的社会发展进程，对其后西南边疆乃至整个中国历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东汉后期，巴蜀及内地不再称云贵高原一带为西南夷，而以“南中”代之。这一地理称谓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该地区蛮夷属性的削弱和“汉化”或“华夏化”的成功，可以说是汉代开发、治理西南边疆历史过程的缩影。

汉代对西南边疆的治理，以及由此引发的当地社会历史文化的变迁，在考古学上也得到较多的体现，且更为真实、生动。如郡县制的推行，其考古物化载体主要就是分布于各地的郡、县城址。目前在云贵高原、川西高原等地已发现不少汉代城址或官署建筑遗址，推测多与当时的郡、县治所有关，有的已可基本定性，如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为汉代益州郡（滇池县）治所，昭通诸葛营遗址为汉代朱提县（先属犍为郡和犍为南部属国，东汉末改为郡）治所，保山隆阳汉庄古城遗址为东汉永昌郡（嶲唐县）治所；贵州安顺宁谷遗址为汉代牂牁郡（且兰县）治所；四川西昌高枧古城遗址为汉代越巂郡（邛都县）治所。又如对西南夷土著族群的“羁縻之治”，除考古出土的“滇王之印”“汉叟邑长”印等直接证据外，还可看到西南夷的文化特别是青铜文化在汉武帝开西南夷之后并没有中断或迅速衰落，而是继续发展，直到进入东汉以后才开始走向消亡。云南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等滇文化墓地的发掘显示，汉朝设益州郡之后，滇人的血缘群体及聚族而葬的制度仍长期存在，且其上层人物仍占据很高社会地位和拥有大量财富。再如移民实边，可从云贵高原等地发现的大量汉式墓得到印证。此类汉式墓在形制、结构及葬俗和随葬品等方面，都明显不同于本地原有的西南夷墓葬，结合年代及地理分布判断，其墓主主要是汉朝设治后迁入当地的汉移民及其后裔。这些汉式墓在两汉时期不断发展演变，成为汉移民从当初落地生根到人口、社会逐渐增长壮大的见证。墓中出土的各类遗物，亦从多方面反映了当时西南边疆与内地的紧密联系，以及中原文化在当地的传播与发展。

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新的发现源源不断，从而为学术发展提供持续动力。近年来，在西南夷地区的考古工作中，关于汉代郡、县城址的调查和发掘日渐受到重视，且收获颇丰。如众所知，郡、县城址是中央政府在地方推行政治统治和驻军的主要场所，也是区域性的经济、文化中心，因此对研究汉代西南边疆的国家治理来讲，学术价值是不言自明的。在这方面，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及其发掘尤为引人关注。该遗址不仅规模大，而且地下埋藏和文化内涵十分丰富，经过持续多年的考古工作，出土了包括简牍和封泥在内的大批先秦至汉代遗存，被确认为两汉时期益州郡的郡治，也是古滇国的都邑所在。

河泊所遗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所在地为滇池东南岸一处较为开阔的滨湖冲积平原，著名的石寨山滇王墓地即坐落于遗址北部。调查和勘探显示，遗址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核心区分布于河泊所村及石寨山以南和金砂山以西区域，面积约3平方公里。早在20世纪50年代，遗址内即有重要发现（黄展岳、赵学谦《云南滇池东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记》，《考古》1959年第4期），但一直未引起重视。2008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通过区域系统调查，确认河泊所遗址为滇文化的核心居址区（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滇池地区聚落遗址2008年调查简报》，《考古》2012年第1期）。2014年开始，又对遗址进行连续的有计划的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重要遗迹和遗物，包括滇文化的房屋建筑，年代可能早至商周的瓮棺葬，以及“滇国相印”封泥等。2021年以来，发掘重心转移到河泊所村东南约1公里处的上蒜第一小学及其附近，揭露出建筑基址、道路、水井、灰坑、灰烬堆积、河道等遗迹，出土陶器、铜器、铁器、银器、铅器、锡器、骨贝器、玉石器、漆木器等遗物数千件，以及大量的砖、瓦、瓦当等建筑材料（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昆明市河泊所青铜时代遗址》，《考古》2023年第7期）。从特征看，这些遗迹和遗物主要属两汉时期，并多具汉式风格。令人振奋的是，出土遗物中还有数以万枚的简牍和逾千枚封泥。此类文字资料过去在云贵高原等西南夷地区很少见到，特别是封泥更属当地正式考古中的首次发现，故显得尤其珍贵。根据这些简牍和封泥，结合其他遗迹、遗物及文献记载，基本可判定发掘地点就是汉代益州郡的官署区所在。当然，简牍和封泥的学术价值远不止于此，其作为出土文献可极大弥补传世史料的不足，进而深化并拓展对诸多历史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学术界利用出土简牍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研究上取得了诸多重要成果（赵凡等《出土简牍与古代国家治理研究》，《光明日报》2023年11月6日，第14版），就是很好的例子。毫无疑问，河泊所遗址简牍和封泥的发现，对考察和探讨两汉时期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的治理及其成效等，亦具有积极甚至是突破性的意义。

据已发表的资料，河泊所遗址出土简牍多为木质，主要见于灰坑、水井和河道，除个别灰坑中较为集中外，多零散发现。截至2022年，共发现有字简2000余枚，内容包括文告、往来文书、司法文书、户版、名籍、书信和典籍等多种；还见纪年文字，如西汉“始元四年”“元凤四年”“元康二年”，以及东汉“永建五（年）”等。所出封泥多发现于古河道边缘的一处灰烬堆积中，其中保存尚好并可辨印文的有600余枚，含“益州太守章”等官印封泥358枚、私印封泥248枚及少量道教符文封泥。无论是简牍文字还是封泥印文，所提到的地名或郡县名基本都是当时西南地区的，尤以云贵高原的居多，可知它们主要与本地区事务有关，且大部分应是在当地制作、书写和钤印的。许多无字简的发现，似乎也说明了后一点。应当说，两汉时期大量简牍和封泥出现于云贵高原腹地，本身就颇具意义。这意味着当时的西南夷地区存在与内地相同的书写制度和印信制度，也说明汉朝在当地的统治是实质性的，有较为成熟的行政运转体系。至于简牍和封泥的具体文字内容，涉及政区建制、职官制度、司法制度、户籍制度、赋役制度、驿传制度、交通往来、民族政策等诸多问题，更是蕴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

简牍文字中见有滇池、俞元、收（牧）靡、谷昌、秦臧、邪龙、律高、不韦、嶲唐、比苏、建伶、来唯等益州郡属县10余个；官印封泥中，见有益州、犍为、牂牁、永昌、越嶲等郡，以及益州郡下辖的滇池、建伶、谷昌、同劳、铜濑、律高等属县约20个。与这些郡县名称一起出现的，还有刺史、太守、守丞、都尉、长史、（县）长、（县）令、（县）丞等不同级别的职官名称10余种。若加上以往金石文献及有关著述中收录的官印和封泥资料（杨勇《云贵高原出土汉代印章述论》，《考古》2016年第10期），文献所记汉代西南夷地区尤其是云贵高原一带各郡及益州郡所领诸县（《汉书·地理志》记益州郡24县），大多被印证；并且，这些郡县均由中央政府任命和派遣官员进行有效管辖，职官配置同于内地。此外，过去因考古发现所限，多以为汉王朝征服西南夷后尽管广设郡县，但对于一些较偏远地区如滇西、滇南等地，在很长时期内并没有建立起实质性的统治。现在看来，此观点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从河泊所出土简牍和封泥来看，当时益州郡与下属各县均保持较密切的行政上的往来互动，同周邻其他郡及益州刺史部之间也有正常的联系，可见两汉时期西南边疆的地方行政网络是比较完整的，那些偏远属县亦非虚设，应同样有较完备的建制。

河泊所出土简牍中有多件户版，文字格式与四川、湖南等地所见东汉户籍简相同，表明汉代在西南边疆推行和内地一样的编户齐民制度。在户版“钥奉宗宁□里户人仕（士）伍奉年卌五筭（算）一卒贫……”上，还能见到作为居住单位的里，可知当时还有乡里制度。汉代的里既是居住单位，也是很底层的行政管理机构，主要功能是督促农业生产、征收赋税、管理户籍、维护治安等。河泊所户版上的这些信息，对了解两汉时期西南边疆的基层社会组织、聚落形态及户籍和赋役管理等，无疑具有重要价值。在简牍行文中，亦见有与司法有关的内容，如“律令……”“建伶髡钳吴屯代杨闵”等。髡钳即刑徒一种，简文讲的是用人代刑的事情。此种做法在汉代比较常见，反映了西南边疆地区在司法制度上与内地的一致性。

河泊所出土的简牍有些属往来文书和信件，格式及行文风格与其他地区所见相近。另外，有的简文中可见“产巴郡江州”“广汉郡进拜杜□”“成都□□”“就（僦）车一十九两（辆）”这样的内容；出土的一件封泥匣上也书有“梓潼富里周得弟（第）一车辰”等文字。这些都与益州郡的对外交通和通讯有关，可以看到当时滇池地区和巴蜀等地在人员、信息、物资的往来上是畅通的；以车和车队为交通工具，也说明运输规模很大，应当有较好的道路、驿站等基础设施。简文“滇池以亭行”五字很重要，是文书传递时使用的封检题署，类似于秦汉简牍中常见的“××以邮行”等，意为所封之物是按亭传递发给滇池县的。以上这些都反映出，尽管《史记》等文献记载汉通西南夷道最初曾颇费周折，但随着郡县制统治的深入，较为完善的交通运输网络和邮亭驿传系统也终被建立起来。这保证了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的控制，也有利于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西南夷道的开通，是王朝经略益州的关键环节……沿西南夷道，汉朝置吏置郡，将西南夷地区纳入央地管理模式”（薛梦潇《东汉西南夷道上的王朝经略》，《历史研究》2024年第5期）。

令人关注的是，河泊所出土的简牍中有两枚可以缀合的残片，所书文字分别为“季氏旅于”和“能救与对曰不”，属《论语·八佾》中的内容。这一发现，是《论语》等儒家典籍在汉代西南边疆流传的直接证据。据《华阳国志》《后汉书》等文献记载，东汉时在一些地方官员的推动下，西南夷地区“始兴起学校”，或曰“始兴文学”。不过，在汉代积极经略和治理西南边疆的背景下，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官方主流思想文化的传入，可能要更早。上述简牍资料尚未正式公布，其具体年代不详，但很值得期待。另外，出土的封泥中有“黄神越章天帝神之印”，与道教及方术有关，是内地宗教文化在西南边疆传播的重要表现。

对于汉朝在西南边疆实施的重要统治策略之一——羁縻之治，河泊所出土的“滇国相印”封泥，以及简牍中出现“滇国”“滇相”“滇丞”“滇廷”等文字，对此予以了再次证实。较之20世纪50年代出土的“滇王之印”金印，这些材料进一步说明汉朝不仅册封了滇王，而且在滇国设有相及其他佐吏。由此可知，所谓“复长其民”“以其故俗治”等，并非是完全放任的自治，而是有一定的制约。据传出自汉长安城未央宫前殿附近的一枚“屚卧侯相”封泥（马骥《新出新莽封泥选》，西泠印社、中国印学博物馆，2016年，第26页），也属此类。屚卧即漏卧，见于《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也是西南夷中的一支，西汉时曾活跃于滇东高原一带，君长被封为侯。所以，汉朝对西南边疆土著民族的羁縻统治应当是有一整套制度的，其中在分封的王国或侯国设相，与内地诸侯国相似。而对边疆及土著民族来说，此做法或可追溯至战国晚期秦对蜀的统治。

河泊所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尚未结束，发表的田野资料也较为有限，因此以上所论只是管窥所及，尚较粗浅，且其中一些问题已有学者作过探讨。但尽管如此，我们从中仍然获得不少启示，对汉代如何治理西南边疆有了一些新的认识，特别是以往知之甚少的关于一些政策措施的执行程度及细节等。从河泊所简牍、封泥反映的政区建制和职官制度来看，汉代对西南边疆的郡县制统治是用力而深入的，至少在多数时期内应当如此。与郡县制并行的对少数民族的册封制，即羁縻统治，也非简单、随意的“因地制宜”，而是有配套的制度设计和规范的运作方式。另外，汉代对西南边疆的治理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思想、文化、交通、民族等多个领域，表现得全面而系统，效果也很显著，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向地方的延伸。以往多认为，汉代统治者以“守中治边”“守在四夷”为基本的治边思想（方铁《方略与施治：历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02、103页），现在看来在具体实践中并非完全如此，至少在西南边疆的开拓和治理上，中央王朝的态度总体上是积极的。当然，这可能与西南地区的民族构成、文化特性及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等因素有很大的关系。总之，越来越多的证据特别是考古发现提醒我们，需要对汉代治理西南边疆予以更高的评价，包括理念、策略、能力及具体的施治和成效等。可以说，正是两汉时期积极而有效的治理，促进了西南边疆的开发，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及融合，从而为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论从史出，无征不信。期待河泊所遗址及西南夷地区其他汉代郡、县城址的考古工作取得新的进展，并有更多的田野资料尤其是简牍和封泥公布，不断将相关学术研究推向深入。

编辑：拾壹

校审：初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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