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祁
来源：《历史评论》2024年第1期
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于夏代信史的否定，除了没有共时性文字材料、甲骨卜辞没有记载夏外，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认为夏代是周人代商过程中，为了构建自己的合法性，杜撰而来。对于这一观点，朱凤瀚、张国硕、沈长云等学者已经辩驳。除了上述学者的分析，还可以根据清华简公布的几篇新材料，补《尚书》之不足，以论证夏不是周人杜撰的朝代。
清华简《四告》是四组告辞，其第一组告辞乃周公告皋陶，可与《立政》《吕刑》对读，乃周初文献。周公称颂皋陶事迹，谓“夏用配天”，明确指出皋陶是夏代之神。有学者指出，皋陶是东夷族人，周公被封于鲁，因此特意告祭皋陶，求得皋陶之配合。如果夏本不存在，周公何必给皋陶安上一个“夏用配天”的头衔？这岂不给皋陶在鲁地配合周人增加一个本不必要的门槛？而且，周人祈祷神灵，本是极为虔诚的事情，故意杜撰皋陶“夏用配天”之事，是对神灵的大不敬。这在逻辑上无法说通。
清华简《厚父》是逸《尚书》之一，文辞古奥，多有可以与商周金文和周初“书”篇对读之处，学者多认为《厚父》为早期文献。《厚父》记载非常丰富的夏代历史故事，如禹建夏邦，皋陶为夏启卿事、孔甲为哲王、节制饮酒等。其中，皋陶故事可与《四告》（一）皋陶“夏用配天”对读，说明皋陶为夏之卿事是周人（周公）、夏后裔（厚父）都熟知的历史故事，证明《厚父》所载夏之历史故事是西周时期共享的历史传说。这就说明，西周时期的人们并非仅仅知道“殷革夏命”，他们对夏的了解极为丰富，夏建立、发展、灭亡的历史故事已经存在。这种丰富的历史系统，不是周人凭借一己之力在短时间内能够建立的，需要有源远的形成历史。
清华简《傅说之命》三篇是殷高宗武丁对臣子傅说的命书，记载了武丁得傅说的过程以及对他的训诫。其中篇有“故我先王灭夏”之句，记载武丁述商汤灭夏事。《傅说之命》虽在传抄过程中受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影响，仍多有可以与《尚书·盘庚》和甲骨卜辞对读的地方。比如，李学勤指出上篇“我其杀之/我其已，勿杀”与殷墟卜辞格式一致，认为《傅说之命》包含了商代以下很难拟作的内涵，其价值可与《盘庚》相提并论。付强对比了《傅说之命》与宾组卜辞用例，认为清华简《傅说之命》的用词和用字习惯与商周时期的语言实录有非常多的相合之处，只有一小部分的润色与加工，基本上可以证明清华简《说命》确实为武丁时期的一篇实录。可见，《傅说之命》是较为可信的《商书》逸篇。《傅说之命》记载了商汤灭夏之事，说明此事在武丁时期已是极为重要的历史背景，不会晚到周代才被创造出来。
因此，无论是传世的《尚书》中诸可信文献，还是新出的清华简《四告》《厚父》《傅说之命》，皆可证明，夏代不仅不是周人杜撰的，而且早在晚商时期就已存在于商人的历史观念中。
（原题《20世纪以来“夏代怀疑论”驳议》，摘自《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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