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永志 严诗威：宋明时期货币分区流通的形成与运行机制比较——以四川、北边为例

作者：邱永志 严诗威

来源：“货币史与经济变迁”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2023年第2期

大明通行宝钞中书省二百文 山西博物院藏

在传统中国，货币不仅是市场交易的媒介、市场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体现国家政治权威和执行再分配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更是政府和市场两股力量进行博弈的重要体现。因此，学界对于货币史的研究很是关注。从长时段角度检视货币问题，可发现货币分区域流通的现象十分常见。中国史上的货币区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政权分立或割据情况下的货币分区行用，如先秦时期形成的圜钱、刀币、布币和蚁鼻钱四大铜钱体系；另一种是在大一统的政治框架内仍存在货币区域性流通，以宋明两朝为典型代表—宋明两朝在政治上虽表现为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但是在货币领域都形成了多元货币互补并存的格局，在地域上分化出不同的货币区。

关于宋明货币区，学界早有研究和关注。汪圣铎、高聪明不仅整体考察了两宋时期货币的管理、流通和政策等内容，且专门讨论了特殊货币区的地域范围、形成过程、货币种类和币制演变等问题。关于四川货币区的研究为数众多，积累甚厚，但多是探讨交子起源与相关制度的研究，如姜锡东等从币制结构缺陷与币值级差视角对北宋四川交子的起源进行了再探讨。关于南宋江北特殊货币区的研究亦有不少，王申最近从财政角度探讨了南宋区域特殊纸币湖北会子、淮南交子的运行方式，认为区域性纸币是否有效运转与财政体制的关系密切。

关于明代货币区，邱永志、张宁、黄阿明的研究都有涉及。邱永志将明代货币分区流通的形成与演化置于明代货币转型的大背景下来考察，认为元明社会变迁塑造的明初社会经济体制极大地抑制了良性货币制度的构建，致使明中叶货币演化陷入货币地域分割化、零碎化的状态。他还具体考察了“行钱之地”与“不行钱之地”所涵盖的区域范围。张宁则从宋元明铜钱流通危机入手，进一步考察明代货币白银化演进过程中所形成的“行钱之地”与“不行钱之地”以及“行银之地”与“不行银之地”状况。黄阿明具体考察了明代江南、西南、闽广等地区的货币行用状况，认为这些区域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风俗习惯等方面存在差异，致使货币在区域内存在多元并存的局面，一定程度上抵制着政府货币政策的实施。万志英的研究中也涉及了明代“行钱之地”的缩减与白银行用的扩展问题。

目前，学界对宋明两朝货币分区流通的衍生、演变及运行状态已有不少成果，但关于货币区形成和运行机制的跨朝代比较研究尚付阙如。缺乏对于宋明货币区运行机制的历时性研究，我们就难以理解货币区的形成、运行与维系方式差异等问题。况且，货币区运行机制的差异不仅关系着货币实际流通的边界特性与流通规律问题，也反映着不同朝代经济运作理念与运行方式的差别。鉴于此，笔者不揣谫陋，对宋明货币区进行机制上的比较研究，以求教于方家。

在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的过程中，宋明两朝并未形成统一而整合的单一货币制度，而是形成了多元货币并行且分区行用的格局，然两者所具有的有机性、推动力与维系机制等存在重要差异。因此，要探究宋明货币区形成、运行机制上的差异，我们需要先对宋明货币区进行必要的概述。

（一）宋代

两宋的货币分区大致可以分为铁钱区、铜钱区，以及分别以铜、铁钱为基准的纸币和铜铁兼行区。北宋初年承袭五代以来的货币局面，大量旧唐时期和各割据政权自行铸造的货币在市场上混合流通。宋初铸行“宋通元宝”，并规定“凡诸州轻小恶钱及铁镴钱悉禁之，诏到限一月送官，限满不送官者罪有差，其私铸者皆弃市。铜钱阑出江南、塞外及南蕃诸国，差定其法，至二贯者徒一年，五贯以上弃市，募吿者赏之”，以期通过铸造新钱和控制铜钱流动的方式统一货币制度。然而，统一货币制度需要大量的币材供应和资金投入。而彼时政权刚立，尚无此根基，只能对新占领之地延续其原有的货币流通局面，如平定四川地区之后“听仍用铁钱”，平广南、江南后“亦听权用旧钱，如川蜀法”，福建、江西的部分地区都允许铁钱的流通，尤其是福建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还是处于铜、铁兼行状态。可见，宋初尚无较大范围统一币制的能力，经历了较长时期的新旧铜钱、铁钱混合流通的局面。然而，宋统治者在逐渐巩固政权之后大力铸钱，禁用并取缔旧有货币，经过三朝的努力，除因歧视性的财富掠夺政策让四川仍通行铁钱外，其余地区基本统一为行用铜钱。四川地区因此成为北宋时期第一个大规模且长时间行用铁钱的特殊货币区域。

西北地区原本一直使用小平钱，与中原地区并无二致，但是西北地处边境，长期面临着以西夏党项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势力威胁，因此也是宋廷重兵布防之地。该地军费开支由地方和中央共同负担，景祐元年（1034）程琳上疏说：“陕西岁费千五百万，其赋入支十之五，自余悉仰给京师。”其后，随着西夏与宋廷战事兴起，西北地区军费激增，当地财赋根本无力负担，需要中央政府更大规模的转移支付予以支撑，西北军费因此成为宋廷巨大的财政包袱。宋廷为缓解财政压力，于康定元年（1040）铸造当十大铜钱，并于庆历元年（1041）铸造当十大铁钱以及小铁钱，通过铸行名义价值高于实际价值的货币来获取铸币税以弥补财政开支，但随即引发了劣币驱逐良币（铜钱多被排挤），以及由此带来的物价催涨等问题。西北地区也由铜钱区转变成以铁钱为主的铜铁兼行区。

因此，北宋统治地区的货币区可以分为三个主要区域：行使铁钱的四川地区，以铁钱为主、铜铁兼行的西北地区，以及主要行使铜钱的腹心地区。

铁钱在行用上存在诸多不便，以铁钱为兑换准备的纸币——交子（后改为钱引）——逐渐在四川和西北地区流通，酿成了前两个货币区内部的一大变化。及至北宋灭亡，北部疆域萎缩至秦岭淮河一线，南宋政权不得不对货币区进行调整。南宋在南方和东南地区继续行用铜钱，但受制于财政困境和铜钱供应下降，宋廷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发行了以铜钱为面额的纸币——东南会子。为了防止铜钱北流，宋廷在四川地区仍维持着铁钱和钱引并行流通的局面，并沿长江一线增设江北铁钱区。江北铁钱区可进一步细分为淮南铁钱区和京湖（京西南路和荆湖北路）铁钱区，受到四川交子和东南会子发行成功鼓舞的宋廷分别在这些铁钱区发行名为淮交、京会和湖会的纸币。因此，根据金属货币与纸币这两种货币形态，南宋的货币区可概括为如下两部分：其一，除四川和北部边界地区行使铁钱外，其余地区主要行使铜钱；其二，因金属铸币分区流通的差异与政府的财政需求，先后形成了四川钱引、东南会子、淮南交子和湖北会子四大纸币为主的货币区。

（二）明代

为建立新朝的货币制度，补充财政支用，明廷于洪武元年（1368）三月铸行了“洪武通宝”（此前曾铸行大中通宝）。洪武四年，为统一市场中流通的铜钱和防止铜钱挑拣行为，明太祖“命铸大中、洪武通宝大钱为小钱。先是宝源局所铸新钱，皆铸京字于背，其后多不铸，民间以二等大钱无京字者不行使，使故命改铸为小钱”。其后，明廷不断整治市场中的私钱乱象，并进一步增加铜钱的供应。但受困于铜料不济、铜钱面额过小而不适合大额交易等问题，明太祖于洪武八年发行大明宝钞，形成了钱钞兼行制度。与宋元时期信用纸币制度的重大区别在于，大明宝钞开创了中国新的纸币类型，具有无发行准备、无兑换安排、无数量约束、无制度配套等“四无”特征，并被最大程度隔绝在实物－劳役型财政体制之外，多只执行单向的财政支付功能，这导致宝钞在洪武时期就经历了较大幅度的贬值。明太祖为维持宝钞体制的稳定，早在洪武八年便颁布金银行用禁令，又在洪武二十七年颁布禁止铜钱行用的法令，形成单一的国家纸币体制。然而，单纯依靠禁止金属货币的流通无法从根本上挽回大明宝钞的颓势，其在宣德之后便逐渐退出民间市场。于是在实物－劳役征调为主的财政体制下，伴随着宝钞体制的崩解和官方制钱的停铸，地域社会开始涌现各自的自律性货币，同时伴随多元货币混杂流通的局面。弘治十六年（1503）张文的勾勒可作为很好的说明：“云南专用海贝，四川、贵州兼用茴香银及盐布，江西、湖广用米谷银布，山西、陕西间用皮毛。”在这些区域之外，大多是行用包括唐宋钱、制钱、私钱等为主的铜钱。

邱永志曾将明中期全国货币流通状况简要概括为“行钱之地”和“不行钱之地”。行钱之地主要包括两京之地（北京、南京）、浙江北部、江苏、山东、河南以及北直隶以南的广大地区，以大运河一线为中心；福建、广东、山西等省也有部分地区流通铜钱；不行钱之地则包括西南云贵川地区、华中地区（江西、湖广）、山西和陕西部分地区等。后者范围远远大于前者。

然而，行钱之地和不行钱之地的范围并不稳定，随着明中后叶货币白银化的演进，这两大货币区内部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正统元年（1436）明廷允许将南方部分地区的税粮折银，以及在此前后地方渐行的加耗折银、皂隶折银改革等，开启了明代赋役白银化的历程。到了嘉万时期，随着海外白银大量涌入、财政折银改革趋向高潮等因素，贡赋体制对于白银的吸纳助推其逐步跨越制度和地域的藩篱，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流通。白银的计价尺度、价值储藏、财政折纳、大额支付乃至小额交易媒介等功能日益完整。与此同时，嘉万时期明廷多次疏通钱法失败，严重的私铸问题难以有效消除。私钱不仅驱逐了行钱之地内部优质的旧钱，而且多被价值更加稳定的白银部分替代，呈现出“银进钱退”的趋势。在此过程中，行钱之地大幅度萎缩，全国大半地区转而用银，铜钱仅在部分地区用于基层市场的零碎交易。白银渐广推行，也带来了新的货币区块的出现，即核心行银之地与非行银之地。当然，明中叶白银的流通范围急速扩大，要准确勾勒出行银之地与不行银之地的范围殊为困难。笔者认为，东南沿海、江南地区、大运河一线地带、京师以及北边边镇（城市）是主要的核心行银之地；其他地区多是低成色称量银与其他实物货币兼行区；华北地区、西北地区等基层地区多不行银。

（三）简要比较

总体而言，明代货币分区的问题较宋代更为复杂，主要体现在：

其一，宋代货币区的形成多半有赖于政府的政策，呈现出较为明显和稳定的货币分区边界，不同货币在各自的区域内流通，跨区域流通的职责则是由其他货币来承担。明代货币区大多不是政府主观划定的，而是在政府与市场的博弈与联动下形成的，这就使得明代货币区没有稳定且明确的地域界限，各区域内的货币会因为政府政策和市场环境的变化而改变。

其二，宋代虽有更多显见的货币区块，但这并不代表宋廷对货币的控制力下降，而是其对货币拥有较强调控能力、有机整合能力的体现。宋廷可以利用行政命令、借助原有货币流通基础、纳入财政体系加注信用等方式将统一的货币分隔为若干区域，能够持续供应多元货币和维系多元货币区的稳定运行。明代的货币区则是政府低效的货币政策与市场博弈失败导致货币主导权动态下移的结果，各货币区行用的货币，除少数行钱之地官铸制钱还占有一席之地外，其余大部分是非官方提供的产物，如白银、布帛、米谷、私钱等。

其三，宋代的货币区一经设立便具有较强的内部稳定性，能够较长时间内保持货币区的稳定运行，直到北宋灭亡，南宋则是不得已调整区划。相较之下，明代货币区一直处于变化过程中，政府和市场这两股力量在争夺货币主导权的过程中出现动态调整。当然，这也是明廷货币整合能力、主导权不断下移的过程。明初允许钱钞和诸种实物货币并行，但宝钞迅速崩解所造成的制度货币供给缺失，让实物货币（即米谷、绢帛、白银）逐渐盛行，形成了明前期铜钱和多元实物货币并行的格局。正统以后，白银逐渐突破制度藩篱，更广融入财政体制，而这一趋势也顺应了民间市场广泛行用白银的现实，形成了行钱之地和不行钱之地中的白银渗透。随着货币白银化深入发展，加之钱法不行和私铸问题严峻，铜钱愈发式微，银进钱退的趋势更为明显。

上述比较只是从宏观上把握宋明货币分区流通的一些特点和差异，略显宽泛，下面拟以具体的货币区来分析宋明货币分区流通在形成与运行机制中的差异。

北宋时期的四川包括成都府路、利州路、梓州路、夔州路等，相较之下，明代四川的范围有所扩大，“领府十三，直隶州六，宣抚司一，安抚司一，属州十五，县百十一，长官司十六。北至广元，与陕西界，东至巫山，与湖广界，南至乌撒、东川、与贵州云南界，西至威茂，与西番界”。地域范围虽有参差，但是物产丰饶、社会经济日益繁荣且具有较大的经济独立性等特点并未改变，而这亦影响了中央货币政策在四川地区的推行。

（一）宋代政策形塑下的铁钱区

四川地区铸行铁钱的时间虽比较早，但行用铁钱并不是常态，历代多半仍以铜钱为主。李心传曾记载过汉以降川蜀地区的货币使用情况：“蜀自汉以来用铜钱，至公孙述据蜀始更造铁钱，历代仍用铜钱。孟氏广政初，复铸铁钱，与铜钱互用。”东汉初年，公孙述据川蜀便有“废铜钱铸铁钱，百姓货币不行，后以铁钱二当铜钱一”。其后较长一段时间没有铸行铁钱，多使用铜钱，直到五代十国时期占据川蜀的孟氏建立的后蜀政权才又铸行铁钱，“孟氏又造铁钱，外郡边界兼用铜钱。每一千钱内，铜钱四百，铁钱六百。”可见宋平定川蜀以前，该地区就已是铜、铁钱兼行状态。

宋太祖于乾德二年（964）十一月发兵伐后蜀，次年后蜀政权便宣告灭亡。但平定四川后，宋廷为降低统治阻力并没有立即改变当地的货币流通情况，“蜀平，听任用铁钱”，延续着铜铁兼行的局面。但随后，宋廷仍在进行的统一战争、铸行新钱和统一东部地区货币带来巨大的财政和铜钱需求，于是宋廷开始在未经战乱破坏的四川地区实施特殊货币政策，掠夺当地财富以资国用。这主要体现在：其一，上供之策。史载：“旧用铁钱千易铜钱四百，自蜀平，沈伦等悉取铜钱上供，及增铸铁钱易民铜钱，益买金银装发，颇失裁制，物价滋长，铁钱弥贱。”沈伦等人在四川地区平定后便增铸铁钱从民间换得铜钱、金银等有价之物运往京师，铁钱供给大量增加和铜钱的大量流失造成铁钱大幅贬值，破坏了铜铁兼行的基础。其二，设置铜、铁钱流通禁令。开宝三年（970）宋太祖设置铜钱流通禁令，“始令雅州百丈县置监，铸铁钱，禁铜钱入川”，禁止铜钱进入四川地区。而后太平兴国四年（979），“始开其禁，而铁钱不出境”，宋太宗虽然放开了铜钱禁令，但是划定铁钱不允许出四川地区流通。其三，政府征税强行征收铜钱。宋太宗还规定“令民输租及榷利，铁钱十纳铜钱一”，即四川地区的税收需要缴纳一定比例的铜钱。经过一段时间的上供之策，铁钱供给陡然增加，铜钱迅速流失，“时铜钱已竭，民甚苦之。商贾争以铜钱入川界与民互市，铜钱一得铁钱十四。”因政府征税仍需缴纳铜钱，四川地区的百姓只能用铁钱购买商贾、官僚手中的铜钱，或者“发古冢、毁佛像器用，才得铜钱四五”，足见歧视性的铜钱抽调政策让当地百姓深受其苦。直到太平兴国末，“两川民输税者以铁钱易铜钱。安易言其非便，请许纳铁钱，诏从之”，才从税收层面确定了四川地区专行铁钱之事实。其后随着四川地区经济的发展，铁钱弊端尽显，为规避铁钱弊端出现的交子则进一步完善了铁钱的流通体制，使其在有宋一代能够稳定的运行。

由上所述，四川地区长期以来流通铜钱的局面在宋廷主导下发生了转变。在该地由铜铁兼行向单一铁钱区转变的过程中，政府首先利用丰富的铁矿资源大量鼓铸铁钱，替代回收铜钱；同时设立铜钱、铁钱的流通区域，将铁钱的流通限制在四川地区；紧接着，辅以税收政策来进一步吸纳当地的铜钱；在当地铜钱几乎枯竭时，只征收铁钱，强化铁钱的行用基础；最后，尊重并改造市场自发机制，将民间克服铁钱行用弊端而创造的交子纳入官方货币，稳定并完善了铁钱体系，维持了其长期稳定的流通局面。这些政策措施体现了宋廷较强的货币调控能力及其政策目标的一致性和持久性，这与明代对四川地区的货币管理形成了鲜明差异。

（二）明代市场自发衍生的以“茴银”为主的多元货币区

至正二十三年（1363），元末起义军将领明玉珍占据四川地区，建立大夏政权并铸行铜钱，大夏政权统治期间亦曾短暂发行过被称为“益州通行钞”的纸币。因此四川地区在被纳入明廷统治以前，应是处于钱钞兼行的状态。洪武五年明廷平定四川，设置布政使司，四川纳入中央统一管辖。洪武六年，“置四川行省织染、宝泉、杂造三局，设大使各一人、副使各一人”，由此四川被纳入明廷的货币体系。洪武九年，“户部奏文武官吏俸、军士月粮自九月为始，以米麦钞兼给之……四川及苏、松、湖、常等府，给米十之七，余悉以钱钞准之，储麦多者则又于米内无给，每钱一千、钞一贯各抵米一石，麦减米价什之二”，如其他省份一样，官员和军队月俸都用粮食、钱、钞支付，而此时宝钞发行数量不多，尚能维持较高的价值。洪武十二年，“四川征进将士二万五千余人，文绮帛九百六十余匹，钞一千一十余锭，白金六万二千九百余两，盐二十二万四百余斤。”洪武二十五年“己巳，命四川布政使司以所铸铜钱及钞兼给本处武官月俸”，明确强调了四川布政使司用本省所铸造的铜钱及中央配给的宝钞支付当地武官月俸。上述史料说明在洪武二十七年颁布铜钱禁令之前，四川多是属于钱钞与实物货币兼行状态。

不过，随着洪武二十七年明廷颁布铜钱禁令，“有司悉收其钱归官，依数换钞，不许更用铜钱行使。限半月内，凡军民、商贾所有铜钱，悉送赴官，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弃毁者，罪之”，铜钱逐步退出流通领域。同时，宝钞迅速贬值，使得政府在货币领域的信用遭受打击。而且，明廷受制于祖宗成例，在货币制度层面长期坚持单一的宝钞体制，致使货币制度长期处于缺失状态。在此种情况下，各地市场多以自律的方式创造本地的货币供给。因此，不受官方供应和控制的白银、米谷、布帛等实物货币逐渐兴起，并占据了四川地区的货币市场，其中的典型代表便是“茴银”。嘉靖《四川总志》云：“皇明钱钞兼行，金银之用贵贱有差，蜀人旧用茴香花银并米布贸易物货，而钱钞绝不行用。”弘治时张文也说：“云南专用海贝，四川、贵州用茴香花银及盐布。”天启《新修成都府志》亦云：“独我皇明超轶千古，跻三代而四之。钱制精工，不杂铅锡，京省通行，惟蜀阻远，不多行钱。”可见明初四川钱钞很快消退，多元实物货币处于主导状态，并出现了一个“茴银货币区”。

成弘以后明廷多次试图整顿钱法，增铸铜钱，以期夺回货币与市场的主导权，但直至万历时期明制钱都没有很好地流通开来，这一点在四川地区表现得较为明显。早在成化十一年（1475），面对四川钱法不通难题，御史屠镛对其上司巡抚都御史张瓒提出“请遣义民持银数千两，易钱于江南等处，散民行之”的建议，试图通过购买江南等地的铜钱来增加当地的铜钱供给。正德时期，御史熊相奏议对四川钱法进行整顿，但并无回应和效果。到了万历初年，张居正开展了一次规模浩大的铜钱整顿计划，该政策也强力传递至川地。万历五年（1577），四川布政使司奉旨疏通钱法，“遵依户部咨送万历通宝钱式开局鼓铸，行令各府州县卫所，将贮库存留、缺官空役、驿传、商税各照地方繁简冲僻，约用钱若干，解银若干，赴司转发，钱局铸造每十文扣白银一分，公私并用，一体通行。”此次疏通钱法取得一定效果，这在万历四十六年巡抚饶景晖的上疏中得到一定反映。该疏指出：

万历五年疏通钱法初期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是民间习惯自律行用茴银已形成了较强的路径依赖，单纯增加铜钱供应无法改变四川地区的货币流通格局，结果能流通铜钱的只有川东地区。《新修成都府志》记载：“万历初，奉旨行钱，市民习于茴叶，时银易于市奸，旋复废格。”这说明万历初年疏通钱法的措施收效因时而降。万历四十七年明廷于四川地区再行钱法：

总体而言，明初货币制度和实物－劳役财政体制确立初期，明廷对四川地区的货币体制有所干预，但介入程度和范围十分有限。四川地区并没有转变为钱钞兼行区，而是形成了钱钞与多种实物货币兼行的货币格局。其后伴随着铜钱行用禁令、宝钞贬值退出市场，明廷对于四川地区的货币控制力迅速下降且长期处于缺失状态，虽有几朝试图重整铜钱体制，但简单且缺乏统筹的措施并没有改变当地的货币格局。结果，四川地区自律性形成以茴银为主、多元实物货币兼行的货币区，铜钱在开铸时期也只是一种补充。

综上所述，宋明两代在四川地区所形成的货币区，最主要的差别在于二者形塑力量有所差别，宋代四川是在政府主导下形成的稳定铁钱区，行用的货币也主要系官方铸造；明代四川是在市场主导下形成以茴银为主、多元实物兼行的货币体系，时铸时废的官方制钱仅仅是偶尔的补充。

北宋和明朝在地缘政治格局中有一共性，便是经常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侵扰。为对抗入侵，两个朝代都在北方地区集结了大量军队。而北方地区地瘠民稀，加之大量军队的驻扎，仅依靠当地资源无法维持军队长期驻守的庞大开支需要，中央政府不得不运用各种财政手段调集大量物资、货币以供军用。因此，宋明两朝在战争驱动下于北边地区人为创建了一个巨大的输入型消费市场。随着中央政府对北方军需地区投入的资源增加，两朝在此都形成了独特的货币区：北宋的西北军需地区逐渐形成了铜铁兼行的货币区（实际主要行用的是不足值大铁钱）；明代北边地区则形成了主要边镇城市行用白银、周边农村杂用布帛、米布、毛皮等二元格局的货币区。宋明北边货币区虽然都是在军事压力和政府财政促动下形成的货币区，但是由于宋明两朝的市场机制和信用制度等的运行方式存在重要差别，因此维持两个货币区运作的机制存在较大差异。

（一）宋代基于信用维持的西北铁钱核心区

北宋时期的西北地区大致包括陕西和河东，是宋朝对抗西夏入侵的重点地区。在仁宗朝以前，全国仅有四川一地主要行用铁钱，西北一如其他全国大部分地区行用铜钱。但自李元昊建立西夏，宋、夏间开始大规模的战争，直至北宋末年双方不时兵戎相见。因此，西北地区成为军人、物资集中的重点地区，也是北宋沉重的财政包袱。

仁宗宝元二年（1039）富弼曾上疏言：“伏自元昊称乱，西鄙震惊，或帅臣乞师，或朝议遣戍，缘边要害，宿兵猥繁，虽旧不侔，然亦不过三二十万。”康定元年欧阳修亦上疏讨论西北军队问题：“今三十万之兵食于西者二岁矣，又有十四五万之乡兵，不耕而自食其民。”政府长期调集重兵屯于西北，军队所需粮草、薪俸和其他军需之物亦不在少数。高聪明曾指出，30万军队一年军费折合铜钱大概需要1500万贯，这远非西北地区财政所能负担。程琳上疏言：“河北岁费刍粮千二十万，其赋入支十之三，陕西岁费千五百万，其赋入支十之五，自余悉仰给京师。”此论尚在景祐元年，彼时宋与西夏并未开战，光是屯兵军需便大半需要中央政府调拨。随后双方开战军费更是飙升，需要中央政府调拨的比例进一步提升。

面对西北地区巨额的军费开支，宋廷决定增铸货币，作为解决财政支出手段之一，一方面于康定元年增铸虚价当十大铜钱，另一方面于庆历初年利用当地较为丰富的铁矿资源铸造当十大铁钱和小铁钱，由此西北地区便形成了铜、铁钱兼行的制度。但是一开始铜、铁钱货币不加区别使用，大小钱的比价都为1∶10，造成了比较严重的私铸盗铸、物价上涨等问题。陕西“数州钱杂行，大约小铜钱三，可铸当十大铜钱一，以故民间盗铸者众，钱文大乱，物价翔踊，公私患之”，河东地区“铁钱既行，盗铸钱者获利十之六，钱轻货重，其患如陕西，言者皆以为不便”。因此，宋廷在仁宗朝进行了两次大的制度调整：首先是于庆历八年将铜、铁钱进行区分，小铁钱三文当一小铜钱，当十大铜钱折为当三，不过此次比价调整并未涉及大铁钱，私铸盗铸问题仍然严重。其次是于嘉祐四年（1059）将大铜钱、大铁钱一并折二小铜钱使用，此时陕西流通大、小铜钱和大铁钱，而不流通小铁钱（据格雷欣法则，实际主要流通折二铁钱），河东地区则流通小铁钱和铜钱。经过此次调整，货币制度尤其是铜钱的价值相对稳定，但是私铸问题依然存在。原因在于大铜钱和大铁钱按照同一比价（即折二小铜钱）行用，形成了较大的套利空间，以致民间私铸铁钱的行为无法禁绝。为此，宋廷于英宗治平四年（1067）规定“除阙薄漏贯、字样不明、不成楞郭外，余并令官司受纳，库务辄有退换，仍立刑名，自此滥钱荡然无禁”，实际默许了私铸铁钱的流通。

及至熙丰年间，宋廷对该地货币的整顿和盐钞、见钱公据等信用工具的使用，使铁钱能够伴随商人的回货贸易嵌入政府构筑的信用体系之中。由此，铁钱流通的混乱状态得到缓解，原本的折二铁钱能够与小铜钱以1∶1左右的价格在市场中稳定流通。结果，铁钱能够以高于其币材金属价值的价格流通，成为一种具有信用内涵的铸币，其原因在于铁钱的信用基础并不完全来自其内在的金属价值，而是来自与本地铜钱和信用工具的可兑换性。

政府通过收兑私铁钱、改铸私铁钱以及增铸新样式铁钱等措施缓和了当地私铁钱泛滥的局势，并通过大规模的铸钱活动，增加铜钱的供应。熙宁末年铜钱三监（永兴军、华州、陕州三铜钱监）共铸30万贯，元丰三年（1080）铸造额为60万贯，元丰七年铸钱额进一步提高，“铸折二大钱约一百万贯，计小钱二百万贯”。政府通过对私铁钱的强力整顿和增加铜钱的供应，并通过保持铁钱与铜钱的可兑换，使得铁钱和铜钱达到相对均衡的状态。吕惠卿云：“熙宁十年，惠卿任本路经略安抚使，至元丰三年得替。任内亲见本路铜、铁钱相兼使用，不闻有轻重之异，唯有行路，欲将铁钱换铜钱以便赍擎，有每贯不过加钱二十至五十文。”铁钱能够与铜钱并行流通，且铁钱持有者可根据需要兑换成铜钱，保障了铁钱在本地的信用与价值。

与此同时，政府借助盐钞、见钱公据等信用工具，将铁钱进一步纳入以宋廷构筑的跨区域信用体系之中，从而不断提升其价值。信用工具在范祥于庆历八年将入中制改为盐钞法之后，便与铁钱发生紧密联系。入中制规定商人运送粮食等军需至指定地点后，依据所运物品的价值，由政府给予一定的盐引作为报酬，商人凭盐引至盐场领盐销售。但盐引的价格具有弹性，一般由商人和地方政府商议而定，因此存在着商人和地方政府串谋虚估物资价格导致政府资金虚耗问题，如庆历二年，“并边务诱人入中刍粟，皆为虚估，腾踊至数倍，大耗京师钱币，帑藏益虚”。盐钞法则要求商人交纳现钱，按照政府规定的价格购买盐钞，政府也会依据路程远近给予商人适当的优惠，再用商人入中的现钱从市场中购买所需物资。范祥所设计的盐钞法可分为盐引买卖和军资买卖两个部分，并重构了商人、政府和市场在交易中的地位。政府以制定盐钞价格的方式取代了原本盐引交易中的议价机制，加强了对盐引买卖的定价控制，同时也将商人运输而来的物资强行抛入市场。政府可以从市场中直接购买这些物资，避免商人以物资相要挟，压低钞价。政府利用控制市场在盐钞法中的作用范围来扩大自身利益。而见钱公据、见钱钞则是政府签发的一种金融汇票，为吸引更多商人将物资调往西北地区，政府会按照高于面额的价格予以兑现。对商人来说，将手中的物资出售所得的货币（铜钱或铁钱）替换为见钱公据和见钱钞，至政府于京师设置的本金库兑换铜钱，不仅可以免去运送金属货币的成本，还可以获得来自政府的加饶收益，因此对商人有着较大的吸引力。政府依靠发行上述信用工具构建了一个以盐钞为核心、以财政组织为动力的跨区域信用体系。

在整个体系的循环中，政府通过不断整顿西北地区的货币制度，通过可兑换铜钱保证了大铁钱在本地的信用，而借助盐钞、见钱公据、见钱钞等信用工具构建起的跨区域信用体系，使得铁钱以本地信用为基础融入跨区域信用体系。铁钱与盐钞、见钱公据等信用工具的可兑换性，进一步加强并抬升了铁钱的信用和价值。因此，本地铜钱、多种信用工具的有机组合共同构成了铁钱流通的信用基础。如图1所示的机制中，在铁钱本地信用和盐钞运行稳定时，西北地方政府（含中央派出机构）、商人、市场以及中央政府借助铁钱和信用工具在地域上形成了内外两个循环体系：首先，铁钱在可兑换铜钱的本地信用的加持下形成了北地内循环，商人将所运物资在市场中出售换得铁钱，再用铁钱从地方政府手中换得盐钞、见钱公据等信用工具，地方政府则用回收的铁钱从市场中购买物资满足军需。其次，宋廷以盐钞为核心构筑一个跨区域信用体系，从而形成跨地区跨时间的外循环。中央政府为调集物资至西北地区，将盐钞、见钱公据等信用工具发放给西北地方政府。商人出售物资获得铁钱后，换取西北地方政府手中的信用工具，并前往宋廷指定的地点完成兑现，信用工具又被回收至中央政府手中。

图1 北宋西北货币区内外循环机制图

高聪明认为，西北地区的铁钱能够保持高于其实际价值流通，原因在于政府将铁钱纳入当地构建的跨区域信用网络，铁钱价值的实现与盐钞的价格挂钩，只要政府能够保证盐钞价格合理和兑现，铁钱的价值也就能够稳定。这个分析堪称精道，但忽略了宋廷在西北地区重建的铁钱本地信用在维系铁钱价值中的作用。具体而言，庆历八年以降，宋廷通过范祥的盐钞法改革逐步构筑起的以盐钞为核心的跨区域信用体系，实际也仰赖铁钱价值的稳定。当时，盐钞严格按照盐的产量来发行，商人买钞即可以领盐，盐钞信用稳定，但是铁钱的价值并没有因此而稳定，反而仍在贬值。原因在于，仁宗朝铁钱的价值饱受私钱和铜、铁钱价格失衡的冲击而没有建立起较为稳定的本地信用，商人很难会选择将手中的物资交换成处于贬值和混乱状态的铁钱。因此，即便跨区域信用体系在西北地区有所构筑，但由于铁钱的本地信用没有建立，铁钱仍然无法融入这一跨区域信用体系，并借助该体系稳定其价值。

至熙丰时期，政府整顿私铁钱，不断增加铜钱的供应，建立起可兑换铜钱、铜铁间价格较为稳定的铁钱本地信用，铁钱逐步融入跨区域信用体系，在内外循环中凭借与信用工具的兑换关系进一步稳定自身价值。然而，同样是在熙丰时期，随着财政支用的扩大，盐钞的发行数量突破产量限制，致使其价值下降。商人购买盐钞的利润空间被压缩，以至于出现“商不入粟，边储失备”的情况。政府借助盐钞超发在财政领域进行信用扩张，导致盐钞价值下降，但铁钱依然保持了较为稳定的价值。原因在于，铁钱的信用基础并未受到太大的冲击，其价值实现依旧能够得到保证。一方面政府通过出让盐钞利益的方式（如虚估、减价销售以及加饶等）吸引商人继续入中，维持铁钱和盐钞的兑换；另一方面是以铜钱为基础的本地信用对铁钱价值的支撑，商人将物资出售至西北地区可以选择将手中的铁钱兑换成铜钱作为回货，但此种通过透支铁钱本地信用的方式来维持铁钱的价值会导致铜钱大量流出，不过熙丰时期铸造的铜钱量较大，足以稳定铁钱的本地信用。此外，铁钱的两种价值实现方式可以有效互补。在盐钞运行稳定时，商人会更多地选择盐钞，以免去运送铜钱的高额成本。同样，在铜钱出现问题时，商人也会更多地选择盐钞。而在盐钞价值下降时，商人会更多地选择铜钱，规避盐钞贬值带来的损失。由上所述，铁钱信用能够保持稳定是以铜钱为基础的本地信用和以盐钞为核心的跨区域信用共同运作的结果。

到了哲宗统治时期，政府控制盐钞发行，将盐钞发行量与解盐的产量对应，盐钞的价值得以恢复和保持。但西北地区的铜、铁钱却出现较大失衡，使得铁钱的价值与信用陷入困境：其一，政府维持并加大了铁钱的铸造，而铜钱的铸造却陷入停滞，铜、铁钱铸造量之比出现失衡；其二，政府在西北地区限制铜钱的兑换及其市场流通；其三，政府曾试图禁止使用铜钱，在西北地区建立铁钱的主币地位，虽未能成功但也加速了铜钱的外流。铜钱在西北地区的减少以及铜、铁钱失衡的最直观表现便是铁钱贬值。元符二年，章楶和吕惠卿分别对西北地区铁钱贬值情况有过统计（见表1），可资参考。

据表1可知，虽然不同地区铜、铁钱的比价存在较大差异，但基本上反映了铁钱自哲宗朝以来的贬值趋势，其中，鄜延路铁钱贬值速度要远快于泾原路的渭州地区。虽然盐钞价值在政府紧缩发行的调整下得到一定恢复，但是由于铜钱在西北地区的流失以及铁钱不能在其他地区使用，商人只能将手中的铁钱换为盐钞，对盐钞迅速增长的需求进一步助推了铁钱相对于盐钞的贬值。原有的信用维持机制无法有效运转，西北地区的铁钱也无法再维持稳定的价值在当地市场流通。

（二）明代基于政府注资维系的白银核心区

洪武时期，朝廷曾在山西、陕西、北平等地设炉铸过少量铜钱，其后废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明代北边地区并没有铸行任何货币，这与北宋形成了重要差异。

为防备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侵扰，明廷自洪武时期便开始沿北方边境设置军镇屯兵驻守，经过历代的加强与调整，逐渐形成规模浩大的“九边”防御体系。为维护这一体系，明代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驻扎军队的数量大致在50万至80万之间，北边地区形成了巨大的输入型消费市场。明初国家构建起庞大的实物－劳役财政征调体系，对于边镇地区的供给也多以实物和劳役为主。其供应体系主要分为以下几途：一是军卫屯田。明廷鼓励驻扎的军队屯田实现粮食自给，“于时，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阯，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在兴屯矣。”二是北地民运粮。明廷令部分地区的纳税之民运粮前往边镇，洪武年间规定：“供给各边，止于山西、陕西及河南、山东、北直隶等处而已。”三是开中纳粮。洪武年间明廷效仿宋朝入中法，以盐引为酬吸引商人运粮前往边地。政府通过屯田、民运、纳粮开中等实物劳役调拨方式满足边镇地区的军需要求，这些调运方式运作成本高昂自不待言。明代中期以后，伴随军卫屯田制逐渐驰废，民运粮制成本过高、效能低下，以及财政体制白银化等因素，政府不断以单向而持续的白银注入来维系边镇的军需支用和消费市场的运转。规模日增的白银以屯田折银、民运折银、京运年例银以及开中纳银等形式被投入边镇地区，如藤井宏所论，“从全国各地以租税的形式收取上来的白银都挥霍在这里了”。此论虽有些夸张，但军需征调方式的改变的确使北边军事地带成为重要的白银核心行用区。

当然，本地白银的行用似主要集中在核心城镇地带。如大同地区，弘治时期史载：“街市买卖行使银两，多系茴香花银，止有六七成色……因循已久……非但大同一城如此，外卫城市皆然。”到了嘉万时期，“大同虽涉边缴，商旅辐辏，习尚俘靡”，“大同地方，军民杂处，商贾辐辏”。谢肇淛论及大同时云：“九边如大同，其繁华富庶，不下江南。”再如西安附近县市，“此县自国初至今，惟纳边钱粮，方用足色；其余用使，常五六成耳。八九成则太高者也。今欲一切悉用足色充使，贫者典衣服、卖器物以十得五，尚不能得。常行六七成，谓为通行之物。今被抚公之命，市井之徒，动勒卷桶。卷桶者，此间足色银之别称。”宣府也是如此，城内不仅各种商店栉比鳞次，丝绸、锦缎、布帛等各行应有尽有，同时也是边地互市马匹的重要地区。宁夏城弘治时期就分布有各种肉市、羊马市、杂货市、衣帽市等，到了嘉靖时期该城“多江南人”，“苏杭杂货”云集。此外，边镇地方志关于银库的记载也不少，多反映出边地城镇地区是白银的流通和堆集地。然而，周边农村地区多是诸种实物货币相兼行用。弘治时期，工科左给事中张文指出：“山西、陕西间用皮毛，自来钱法不通。”嘉靖时期，陕西武功县人康海云：“诸边之民，习于布、帛、银、谷之交即易。”而当地部分地区也曾一度行用过铜钱和低成色的白银，但铜钱很快消退。因此，我们将北边地区界定为核心城镇地带行用白银，周边农村杂用金银、布帛、米布、毛皮等二元格局的货币区，应是无多大问题的。

作为政策驱动的白银核心行用区，白银大规模的单向注入是该货币区的重要特点。这尤其表现在京运年例银的快速增长上面。据考证，固定年例银的投放始于正统后期，宣大、辽东、蓟州、陕西等合计25万两。成化时期，其他边镇（如延绥、宁夏、甘肃）也开始投放，年例银增至33.5万两。嘉靖十九年（1540）前后，年例银不过44万两左右。在此之前，边地军需的供应以实物本色为主。嘉靖二十年之后，年例银数量快速增加，并超过百万两。加上民运折银、开中纳银、漕粮改折济边等银，嘉万时期输往北边的白银由300万两升至700多万两，还有为数浩大的粮料、马匹等物资。实录对此有诸多记载。嘉靖四十一年户部官员上奏：“然考嘉靖十八等年，各边岁发仅及五十九万，今且增至二百三十余万，计所费已浮于岁入之额矣。”隆庆三年（1569），“今补给边饷及官军折俸布花，当用银二十余万，各边年例，当用银二百八十万计，所入不能当所出。”隆庆四年，御史王崇古总结道：“嘉靖初年止五十九万，及二十八年加至二百二十一万，又十年至二百四十余万，又五年至二百五十一万，而岁入不给。”万历十五年，户部奏云：“近日各边年例，增至三百一十五万九千四百余两。”万历三十六年，户部给事中韩光祐言：“臣考国初九边之制，兵隶于卫，饷供于屯，屯运不足渐取给于民运，民运不足又仰给于京运。正统以来始有请发，成化间岁额四十余万尔，嘉靖初年亦不过六十余万，嗣后虏数犯边，岁无宁日，请发滋繁。隆庆三年通查各边钱粮年例银尚止二百四十余万，至于今日则四百九十余万矣。”

为此，笔者绘制出嘉靖元年至天启七年（1627）京运年例银与太仓支出银示意图（见图2），并摘录几组数据来说明问题：嘉靖元年京运年例银约占太仓支出的44.4%，嘉靖三十年升至100%；隆庆万历之际约为60%—70%左右，不少年份可能高达90%以上（天启之后年例银数据不明，然边饷支出银很庞大）。相较宋代而言，明代注入北地的白银规模、对于中央白银财政的透支程度都更为庞大，这固然与明代北边体系的范围更大有关，但两者运行机制的重要差异也极大影响了财政征调的效率与货币区本身的循环特征。

图2 太仓支出银、京运年例银与太仓支出边饷示意图

与宋代相似，北边地区多地瘠民贫、战乱频繁，本地可产出之物较少，因此政府投入的大量白银是当地输入型市场兴盛和白银核心区得以维持的基础。笔者认为，如图3所示，明代北边地区也存在一个围绕白银流动的跨地区循环体系，但这个体系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且无信用机制的引入。具体言之，边镇区域内部可分为城镇和周边农村地区二元地带。明廷注入的白银与商人携带的物资汇集城镇形成白银流通的上层市场，周边农村在经济上依附于城镇而形成下层市场。白银集中于边镇的上层市场用作驻军采买军需和军队的薪俸，商人及其物资、商品也主要聚集在边镇上层市场。随着交易完成，部分白银会随着商人离开边镇上层进入江南地区。除了这部分随着商人交易完成而外流的白银，汇集于边镇地区的白银还会分别通过边地势要回流京师、通过互市参与另一个循环以及贮藏在当地的仓库中。可见白银的流入和流出俱在边镇核心地带而不在农村。因此，在边镇形成的白银行用区内部并不循环。周边农村地区在经济上依附于边镇上层，为边镇生产并提供部分粮食、布帛等物，少量流入农村的白银也会随着农民从边镇购买商品、财政折纳而流出农村，白银难以下沉农村基层市场。因此，农村地区的交易媒介一般多为农业家庭生产的诸种实物，加之政府调拨和商人聚集带来的物资从边镇外溢入农村，进一步巩固了农村地区对多种实物货币的行用。这点与北宋在本地发行了铜、铁钱，并形成区域内部货币循环的情形存在重要差异。

图3 明代北方边镇地区白银循环机制图

不过，与宋代相似，明代也曾在专卖盐法中实施开中法来支持北边的军需，形成一个跨区域跨周期的政府、商人、市场等互动体系。但开中法并未改变该货币区缺乏信用循环机制的局面，原因在于两者运行的机制及其对货币区的影响存在两点差异：

其一，本地货币是否铸行决定本地是否能形成自我内循环。宋代在西北地区流通的铜、铁钱均由政府于当地铸行并供应，不管是入中制还是盐钞法都不向西北地区供应货币。北宋西北地区的铁钱能够在盐钞的促动下，借助商人的市场行为完成在货币区内部的循环。明廷并没有在北部边镇供应过有效的本地货币（纸钞贬值、铜钱未有效开铸成功）。明中叶以后北部边镇形成的白银核心区，其白银基本是政府从京师与其他地区征调注入。而开中纳银尤其是余盐纳银为政府提供了大量现银收入，与京运年例银一道成为单向白银供应线；政府筹集的白银单向注入北部边镇，并没有促进白银在当地的循环流动，而是随着商人完成交易后流出边镇。整个机制需要通过政府持续的白银注入才能维持货币区的稳定，维持和运作成本高昂。

其二，明廷并未构筑起以盐引为核心的跨区域信用循环体系来支持边地的财政需要。宋廷立足本地信用铸币，同时借助官方经营的信用工具与汇兑网络，依托有价盐钞构建起跨区域循环体系，信用工具、盐钞与货币之间可互相融通。当本地铁钱出现价值危机时，宋廷既通过整顿当地货币市场来恢复铁钱本地信用，同时将铁钱纳入跨区域信用体系来稳定铁钱的运行。与之相对，自钞法失败后，明代开中法的运作基本与国家货币体制无甚关联，其所形成的循环体系更未有效转换成信用体系来支持边需。无论是余盐纳银开中、还是正盐折纳白银，都只是增加了中央库藏或调拨的白银数量，其结果并未对边镇货币区循环格局有所促动。政府始终还是持续不断地往边镇单向注入白银，用以弥补白银外流来维持白银核心区的稳定运行。究其根本在于，明廷并未引入官方信用工具与汇兑网络，实现财政资源的扩张。

总之，宋明两代的边境地区都在政府主导下改变了原有的货币使用格局。宋代在西北地区形成了以铁钱为主、铜铁兼行区，明代则是在边镇地区形成了以白银为主、白银和实物分层使用的格局。但是，这两个货币区的维系机制具有较大差异。宋代在西北地区发行的铁钱因高估比价、铸行过多、私铸等原因出现贬值时，政府通过整顿私铁钱、增铸铜钱等方式维持铜、铁钱的兑换比例，一定程度保证了大铁钱这种信用货币的价值。与此同时，宋廷通过商人入中纳钱的市场行为将铁钱纳入以盐钞为核心的跨区域信用体系。铜钱、盐钞、见钱公据等信用工具成为铁钱新的信用基础，铁钱在西北地区得以在较长时间内高于其金属币材的价值与铜钱等值流通。明代在边镇地区依靠财政投入的大量白银，使当地形成白银和实物货币分层使用的格局。明廷每年新投入的白银多集中在边地城镇，商人在交易获得当地所需的物资后便携带物资、白银或盐引离开，官僚、将领也多携带白银去往京师。白银在短时间内的大量流入和流出只是改变了上层市场（即边镇城市）的货币行用状况，并没有影响周边依附于边镇的农村地区的货币行用状况。这些基层地区依旧保持着多种实物货币并行的局面。

宋明王朝经济运作理念与运行方式差异的比较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学术问题。宫泽知之认为，宋朝全国性的物资流动多是基于军事财政组织的“财政性物流”为主，铜钱构筑的价格体系构成了财政调配活动的基础力量，货币体系具有政策统一性和有机性。与之相对，明前期并无统一的货币价格体系来组织物流运动，整个物流体系具有分散性，到了明中后叶随着该种分散运作特征的实物－劳役财政物流崩塌，“市场性物流”占据主体地位。刘光临认为，宋朝开启了世界近世史上第一个财政国家建构之路，为了征调货币化程度高且极具效率的间接税，宋廷颇善于利用市场机制、金融工具并借助官商合谋来满足庞大的财政开支需求；与之相比，明初洪武型经济体制具有逆反市场、货币运作机理的特性，不仅呈现了“画地为牢”的制度刚性，而且从根本上塑造了宋明差异明显的发展路径。明中叶的政府很难适应市场的发展，不太懂得如何有效利用市场制度。李华瑞通过对宋明两朝对“巨室”“富商”的态度与“税源和财政供养”的比较研究，揭示出宋明两朝权力运用与财政能量上具有显著差异。这些研究与本文的分析可谓互相映衬。

本文对宋明两朝的货币区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从整体上看，宋代特殊货币区的形成与维系背后都蕴含着政府强烈的财经和政治考量，因此各货币区之间有着较为明显且稳定的界限，如四川和西北地区都因政府想要弥补财政支用不足而将两地分别变为了铁钱区和铜、铁钱兼行区；南宋沿长江流域设置的江北铁钱区亦是政府了防止铜钱外流而设置。而明代自宝钞大幅贬值退出流通前后，政府在货币制度上长期处于缺失状态，大运河一线、江南等地恢复流通的铜钱与各地诸种实物货币自发的涌现，弥补了官方货币供应不足，全国逐渐分为行钱之地和不行钱之地。随着政府财政折银改革以及白银在多元货币竞争中取得优势，白银也在挤压铜钱的行用空间，造成行钱之地的大幅萎缩，多转为或只用白银或银钱兼行；在不行钱之地亦呈现出白银扩展流通的态势。明代货币区从地域上来说缺少明显且稳定的边界范围，这显然是政府货币政策缺失的鲜明体现。

四川货币区形成机制的不同充分反映了宋明两朝在货币控制能力上的差距。宋代四川在政府强制之下从铜、铁兼行区转变为铁钱区。明代四川则在明初政府对货币控制力较强时，也多呈现钱钞与实物兼行的局面，足见一斑。随着宝钞的崩塌以及货币主导权的下移，川地呈现出以“茴银”自律流通为主、多种实物货币并存的局面。在运行机制上，本文比较了宋明时期北边军事地区货币区组织方式的差异。宋朝在西北地区铸行铜、铁钱，在当地形成铁钱为主、铜铁兼行区。当铁钱出现币值危机时，通过货币整顿，并积极引入市场机制让铁钱的价值与本地铜钱、信用工具挂钩，稳定铁钱价值，使铁钱成为当地货币流通和跨区资源调运中不可或缺的核心环节。与之相对，明代中叶以后，随着明廷原有的实物－劳役调运体系逐渐转变为以货币化的白银为核心的征调体系，大量白银被注入北方边镇核心地区，在边镇和周边农村地区形成了白银和诸种实物货币分层使用的货币格局，但此种格局的维系实际只仰赖明廷持续不断的单向的外部白银注入，而没有衍生出区域内外稳定的循环机制和信用运行机制，与宋代呈现出鲜明的差异。

转载于中国历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