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以前，经书以经注本和单疏本为主，即经注与疏分开流传。南宋时期，刊刻了大量的附释文经注本、纂图互注重言重意本和经注疏合刻本。
1.经注本。从目前传世的经书文本看，南宋初期经书文本中经注本仍然是主流，仿照五代监本、北宋监本校刻，如分藏辽宁省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的蜀大字本《礼记注》20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尔雅注》3卷。但从传世文本来看，诸经书附入陆德明释文已成为一种趋势，附入释文方式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抚州公使库刊刻的《九经》，《周易注》9卷、《春秋经传集解》30卷存残本，《礼记注》20卷《释文》4卷、《春秋公羊经传解诂》12卷《释文》1卷有全本存世，学术界称之为“抚州公使库本”“抚州本”，即《九经三传沿革例》之“抚州旧本”。抚州本将释文整体附录于书尾，相对独立。抚州本版式一致，版心刻工大量重合，书末镌刻经注字数，是有计划的经书刊刻。
《九经三传沿革例》记载，兴国于氏、建安余氏皆刊刻《九经》，兴国于氏本句读经注文，附入释文，但附释文形式与抚州本有差异，是“率隔数页，始一聚见”，将释文打散，根据经注段落，逐段附录于整段经注之后。这种附释文的方式与余仁仲本相比，“不便寻索”；但较之抚州本而言前进一步。国家图书馆藏兴国于氏本《春秋经传集解》29卷呈现其附释文的方式，是介于抚州本和余仁仲本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余仁仲本即《九经三传沿革例》所称“建安余氏”本，余仁仲万卷堂刊刻，所刻《九经》今存《礼记》20卷、《春秋经传集解》30卷、《春秋公羊传解诂》12卷、《春秋榖梁传》12卷。余仁仲本将释文打散，逐条附录在经注文字之下，对释文内容加以改造，张丽娟总结为删去不必要的出字、规范出字形式、删去或简化释文中一些释义文字、偶有反切改字与增加注音等情况。
2.纂图互注重言重意本。南宋中后期，在附释文经注本的基础上，为适应科举考试的需求，福建建阳地区书坊大量刊刻插入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等内容的经书文本，或标明点校、京本、监本等名目。纂图是插入一些名物图并加以解释；重言是将经书中相同的句子标注次数和出处；重意是将经书中意思相同的经文注出；互注是征引他经文句互为印证；点校是句读经注文，或圈发注音；京本是说明该书依据京师旧本刊刻；监本表示依据的底本是国子监本。此类名目本为便于诵读、理解和背诵经书，亦有标榜自夸、招揽生意之嫌，故学术界称为经生“贴括之书”。
今存宋刻经书传本中，纂图互注重言重意类经书流传最多。张丽娟总结经书题名有“纂图互注”“监本纂图”“京本点校”“婺本附音”之不同，题名为“京本点校”“婺本附音”者，皆巾箱小本；行款有半叶九行、十行、十一行、十二行之别，开本大小、版刻风格、内容体例相对独立，各自一致，似乎皆为成套刊刻。如半叶九行巾箱本有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礼记注》20卷；十行者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婺本点校重言重意互注尚书》13卷，上海图书公司藏《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礼记》20卷；十一行者有日本静嘉堂藏《纂图互注礼记》12卷，《京本点校附音重言重意互注礼记》20卷（国图残存卷8，上图残存卷6、7）；十二行者有国图藏《纂图互注礼记》12卷图1卷，《四部丛刊》《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此类版本的出现是与宋代科举考试考“经义”分不开的。
3.经注疏合刻本。最早出现的经注疏合刻本是南宋绍兴年间两浙东路茶盐司刊刻的《周易注疏》13卷、《尚书正义》20卷、《周礼疏》50卷。绍熙三年（1192）在提举两浙东路茶盐公事黄唐的主持下刊刻《毛诗正义》20卷、《礼记正义》70卷。庆元六年（1200），绍兴知府沈作宾刊刻《春秋左传正义》36卷，后来两浙东路茶盐司或绍兴府又刊刻《论语注疏解经》20卷、《孟子注疏解经》14卷。这些注疏合刻本除《毛诗正义》存日本抄本外，皆有刻本存世。经过比对，它们行款相同，字体风格一致，刊刻于浙江绍兴，刻工多数相同，版式为半叶八行，学术界称为“八行本”“八行注疏本”。绍兴古称越州，它们又称“越州本”“越刻八行本”，是《九经三传沿革例》之“越中旧本注疏”。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套经书注疏合刻本，在经学文献版本流传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越刻八行本之后，在福建建阳地区兴起一种新的注疏合刻本，即将经、注、疏、释文合编为一书，即附释音注疏本。南宋刊刻的附释音注疏本今存《附释音毛诗注疏》20卷、《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60卷、《监本附音春秋榖梁注疏》20卷，皆为南宋建安刘叔刚一经堂刻本，清乾隆六十年（1795）和珅翻刻刘叔刚本《附释音礼记注疏》63卷。以上是今存世或有证据可以确认的南宋附释音注疏本，即《九经三传沿革例》所说“建本有音释注疏”者。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半叶十行，行十七字左右，细黑口，左右双边，无刻工，字体是典型的建阳书坊风格，约刊刻于南宋光宗、宁宗时期（1190—1224）。
另有蜀注疏本，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论语注疏》10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魏县尉宅刻本《附释文尚书注疏》20卷。
元代泰定（1324—1328）前后，宋刘叔刚刻十行注疏本被翻刻，其书版传至明代正德、嘉靖时期，递经修补，被多次刷印，后人称为“元刻明修十行本”“十行本”“正德本”，元代翻刻的十行本长期以来被误认为是宋刻，故清人阮元有“重刻宋本十三经注疏”之说。张丽娟将宋刻十行本与元刻十行本比较，发现二者在版心、文字风格等方面有明显区别，元刻十行本是以宋刻十行本为底本翻刻，两者是不同版刻。元刻明修十行本《十三经注疏》是后来的闽本、监本、毛本、武英殿本、四库本、阮刻本《十三经注疏》的源头。
南宋时期出现的附释文经注本、纂图互注重言重意本和经注疏合刻本等几种经书文本，较之前的经书文本经注本、单疏本而言，形式多样，具有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释文经注，完美结合。先秦文献在流传过程中，文字音义多有变化，给阅读带来困难。汉魏以来，时有学者为经书注释音义。陆德明广搜众书，考辨异同，参考230多家经师音训之说，撰《经典释文》30卷，依据经书经、注文顺序，摘取难字，注音释义，兼载异文，集汉魏六朝音训之大成，成为后人研读儒家经典文献的重要著作。根据《玉海》卷43记载，《经典释文》刊刻始于后周显德二年（955），至北宋初年完成。北宋时期，《经典释文》皆分经单刻，单刻本早于30卷合刻本，《崇文总目》《直斋书录解题》有《尚书释文》1卷、《礼记释文》4卷的记载，《老子释文》《庄子释文》随《老子》《庄子》一同刊印，经书释文刊刻类似，抚州公使库《礼记注》20卷附《礼记释文》4卷，可能是承袭北宋校刻经书的方式。
《经典释文》以注音、释义、存异为主，故又称释音、音义，对于阅读经书具有工具书之功用。北宋将《老子释文》《庄子释文》随原书一起刻印，相辅相成、相互为用。抚州公使库校刻《礼记注》《春秋公羊经传解诂》，附录《礼记释文》《春秋公羊释文》，这种方式显然是模仿北宋校刻《老子》《庄子》的方法。将某经释文附刻于经注本后，无疑对于阅读提供便利，但局限明显，就是每当需要查检某字音义时，必须翻阅另一册（书），找到对应的出文和注释，方能明白。所以，南宋先出现兴国于氏本《春秋经传集解》附入释文的方式，将释文拆散，分段插入，较之抚州本前进一大步，缺点是释文“率隔数页，始一聚见，不便寻索”。万卷堂校刻余仁仲本《礼记注》《春秋经传集解》《春秋公羊传解诂》《春秋榖梁传》将释文全部打散，进行规范出文、删减释义等处理，凡经注文疑难字词，释文紧随其后，经书经文、注文与释文完美结合。这种形式勇于创新，克服了抚州本、于氏本的缺陷，阅读更为便利，拓宽了《经典释文》的传播方式。
第二，名物绘图，经文互证。经书难读，自古已然，一难于名物制度，二难于经文简奥，这些都是阅读经书和应试士子学习的难点。然一经之中、诸经之间，常有相同或相似之文句，或有诸经可以互证之文，若能熟读梳理、标注说明，对于读经大有益处。纂图互注重言重意本经书是在附释音经注本基础上新增纂图、互注、重言、重意等内容而成，是附释音经注本的一种新型文本，目的是便于士人读书时理解、记忆和背诵。
纂图是在正文之前配有插图或图表，图文并茂，上图下文、左图右文，不一而足，形式多样，图的内容涉及地理、天文、名物、传授世系等，如上海图书公司博古斋藏《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礼记》20卷有月令中星图、月令所属图、玄端冠冕制图、委貌锦衣制图、衣冠制图、器用制图、月令春夏昏星之图、月令秋冬昏星之图等八图，衣冠制图由委貌、周弁、佩玉、委貌图制、毋追、韨、笄、匴、章甫、组缨、纮、笏等十二小图组成，图文格式皆为上图下文，解说文字依据经注，如“章甫”图下曰：“商之冠曰章甫，其制与周之委貌、夏之毋追俱用缁布为之。”“组缨”图下曰：“青组缨属于頍，此谓缁布冠无笄，乃以二条之组两相属于頍。”（见图1）
重言是标注相同的经文。《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礼记》卷1《曲礼上》：“二名不偏讳。”墨线圈围“重言”下曰：“二名不偏讳，又下篇。”下篇指《檀弓》。国图藏《纂图互注礼记》卷1“重言”作“二名不偏讳，又《檀弓下》”。卷3“重言”作“‘二名不偏讳’二，一见《曲礼上》”。《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礼记》作“‘二名不偏讳’，重见《曲礼上》”。同样内容的“重言”，主事者不同，版本标注不一。
重意标注语句相近、意思相同的经文。《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礼记》卷1《曲礼上》：“《礼》曰：‘君子抱孙不抱子。’此言孙可以为王父尸，子不可以为父尸。”墨线圈围“重意”下曰：“君子抱孙不抱子，《祭统》篇：‘孙幼则使人抱之。’〇此言孙可以为王父尸，《祭统》：‘孙为王父尸。’又《曾子问》篇：‘尸必以孙。’”孙子与祖父同昭穆，祭祀祖父时，因孙子幼小，故让人抱着代死者受祭为尸。“君子抱孙不抱子”，与《礼记·祭统》“孙幼则使人抱之”意义相近。“此言孙可以为王父尸”，与《祭统》“孙为王父尸”、《礼记·曾子问》“尸必以孙”意思一致。
互注是征引他经文句互为证明。《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礼记》卷7《礼运》“以为台榭宫室牖户”下“互注”曰：“《周易·系辞》：‘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此以《周易·系辞下》文解释“台榭宫室牖户”。国图藏《纂图互注礼记》卷7“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下“互注”曰：“《孟子·滕文公下》：‘当尧之时，水逆行，汜滥于中国，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此以《孟子·滕文公下》文注释“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见图2）。
在附释音经注本插入纂图、重言、重意和互注，将经书疑难之处与他经有关之文标注，目的是便于学习，显然是一种创新，后人称为“经生贴括之书”，“以供士人贴括之用”，虽略有微词，然从学习角度讲，不无益处，值得借鉴。
第三，经注疏文，编连合刻。北宋时期未见有注疏合刻本。范祖禹的《乞看详陈祥道〈礼书〉札子》曰：
臣伏见太常博士陈祥道专意礼学二十余年，近世儒者未见其比，著《礼书》一百五十卷，详究先儒义说，比之聂崇义《图》，尤为精审该洽。昨臣僚上言乞朝廷给纸札，差书吏画工付祥道录进，今闻已奏御降付三省。臣愚欲乞送学士院及两制，或经筵看详，如可施行，即乞付太常寺，与聂崇义思相参行用，必有补朝廷制作，取进止。
陈祥道《礼书》约50万字，元祐五年（1090）十一月大臣上奏宋哲宗，请朝廷“给纸札，差书吏画工”于陈祥道，将《礼书》抄录进呈。范祖禹又上奏，请将《礼书》送学士院、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两制，或经筵讲经时研讨，如可施行，则与聂崇义《三礼图》“相参行用”。大臣奏折和范祖禹札子或因卷帙浩繁均未建议刊刻《礼书》。
北宋刊刻经书沿袭了五代制度。国子监是国家刻印书籍的机构，负责校刻群书，国子监刊刻经书除朝廷赏赐大臣、颁发地方学校外，还可以出售，士民付钱即可刷印。五代国子监刊刻的《九经》经注本，至宋初尚在刷印，书版损坏，故自淳化以来，屡有重刻经书之议论。唐代纂修的《五经正义》、贾公彦的《周礼疏》《仪礼疏》等，既解经文，又疏注文，惟因疏文繁重，与经注别行，阅读单疏，需回查经注，方能明白疏文内容，极其不便，读书人同时拥有经书注疏文本者极少。宋初邢昺曰：“臣少时业儒，观学徒能具经疏者，百无一二，盖传写不具。”北宋国子监先后校刻单疏本《五经正义》《七经疏义》，今已无传本，南宋国子监刊刻者仅存《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数种而已。北宋时期，经书未见注疏合刻本，或许与文献校刻理念、雕版印刷技术和经济发展有关。
八行本《礼记正义》黄唐跋曰：“六经疏义自京监、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乱，览者病焉。本司旧刊《易》《书》《周礼》，正经注疏萃见一书，便于披绎，它经独阙。”黄唐跋文明确记载了两浙东路茶盐司首次合刻注疏本《周易注疏》《尚书正义》《周礼疏》。注疏合刻本是如何编排的？以经注本为据插入疏文，还是以单疏本为主插入经注？经、注、疏文如何区别？这些问题都是注疏合刻本在校刻时必须要考虑的。根据目前传存八行本诸书，《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等六经是经文+注文+经之疏+注之疏的次序，疏文在经注之后。《周礼疏》虽然是注疏合刻本，仍题名“周礼疏”，经注疏文的排列方式是经文+经文之疏+注文+注文之疏，与他经注疏合刻本不同。诸经注疏排列顺序虽有差异，但均以单疏本旧式为据编排，李霖认为：“从其余六经的单疏传本来看，除《左传》有所不同外，其余五种八行本经、注、疏之编连，无不以单疏本的体裁为基础，而非八行本编者的创造。”标目、分卷也多以单疏本为依据。
《九经三传沿革例》之“蜀注疏”本《论语注疏》10卷，八行十六字，各句下附入释文，形成经文+注文+释文的格式，这与刘叔刚本是一致的，然在每节末句缀入疏文时，先疏文，后释文，成为经文+注文+疏文+释文的格式，与刘叔刚十行本略异，是另一类型的注疏合刻本。宋魏县尉宅刻本《附释文尚书注疏》20卷，半叶九行十六字，卷1后有“魏县尉宅校正无误大字善本”，后4卷配元刻明修十行，此书前十六卷卷次、附释文体例与元刻明修十行本大体一致，说明二者关系较近。
附释音注疏合刻本较之八行本增加了释文，这种注疏合刻本出现在南宋福建建阳、四川成都等地，宋附释音注疏十行本是刘叔刚一经堂校刻的，较之经注本、八行注疏本，阅读理解更加便利，故在元代以来被多次翻刻，至今盛行不衰。附释音注疏十行本与八行注疏本比较，经注疏文的编联方式、分卷题名皆有差异，尤其是分卷，如八行本《周礼疏》50卷、《礼记正义》70卷，十行本《附释音周礼注疏》42卷、《附释音礼记注疏》63卷，经过比勘，附释音注疏十行本分卷，为照顾篇目的完整性，尽可能地将一篇内容编排在一卷内，不为割裂。八行本《周礼疏》“大宗伯”内容分置卷18、卷19，十行本置于卷18；八行本《礼记正义》“文王世子”篇内容分置卷28、卷29，十行本置于卷20。这样的分卷与该经经注本、单疏本分卷不同，显然是为了照顾篇目内容的完整，更有利于阅读。
第四，官府书坊，校刻丛书。《九经三传沿革例》记载宋代经书文本有23种，经注本有蜀大字旧本、抚州旧本、余仁仲本、兴国于氏本等，注疏本有越中旧本注疏、建本有音释注疏和蜀注疏本。从传世的经注本、注疏本来看，官府书坊校刻经书，多为有组织、有计划的刊刻活动，形成系列经学丛书。
就经注本而言，据南宋黄震《修抚州六经跋》记载，抚州公使库刊刻“六经三传”，咸淳九年（1273）黄震补刻《论语》《孟子》《孝经》，形成“九经三传”丛书，今存《礼记》《公羊》等四经。兴国军学（治所在今湖北阳新县）刊刻《六经》，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存《春秋经传集解》一部。蜀刻大字本今存《周礼》《礼记》《春秋经传集解》等。附释文经注本最有名者是余仁仲万卷堂刻《九经》，今存《礼记》《左传》《公羊》《榖梁》四经。廖莹中世彩堂刊刻的“九经三传”现今已无传本，然元代岳氏刊刻的“九经三传”以廖本为据，从今传数种岳本和清武英殿翻刻岳本《五经》尚可见其大概。
注疏本无论是八行本还是刘叔刚附释音注疏十行本、蜀注疏本，也是有计划不断续刻完善的经书丛书。刘叔刚刻附释音注疏本今存三部，《礼记注疏》有和珅翻刻本，但从元泰定年间翻刻者看，除《仪礼注疏》之外，其他诸经皆有注疏合刻本。
经书文本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唐宋以来以不同文本形式流传，南宋时期出现的附释音经注本、纂图互注重言重意本、注疏合刻本等文本，为士子阅读提供方便的同时，扩大了经书影响，传播了经学，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南宋以来，元明清及现代学术界不断校刻整理经书文本，宋代校刻的经书文本对于当今整理经书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重视附释音经注本和注疏本的整理。在经书文本中，从阅读方便和经学研究来看，附释音经注本和注疏本是最受读者欢迎的文本。南宋余仁仲本打散释文附于经注之下，在此基础上刘叔刚以余仁仲本为主，插入疏文，刊刻附释音十行注疏本，风行学术界的阮刻本乃依据元十行本校刻。近20多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台湾新文丰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以及《儒藏》《中华礼藏》先后整理出版了《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和部分经书注疏本，各有千秋。然因部分整理者对于经书内容、文本关系和版本渊源重视不够，致使整理本在标点、校勘和整理规范上留有许多遗憾。至于经注本，中华书局已经出版《毛诗传笺》《礼记注》两种，其他经注本之整理尚待进行。所以，经注本和注疏本之整理还有很多工作可做。第二，吸收考古学成果，编校插图普及读本。南宋出现的“纂图互注重言重意”经注本，对于阅读经书提供很多便利，尤其是书前所附名物图，图文并茂、相得益彰。时至今日，考古出土的实物，诸如玉器、青铜器、兵器和服饰等，部分与经书记载可以互证，这样的实物较之宋聂崇义《新定三礼图》、陈祥道《礼书》等所绘图，不仅时代早，而且真实反映先秦名物。将这些实物拍摄成照片，加以选择，插入经注整理本，无疑对于理解经文有很大帮助。另外，古籍数据库建设突飞猛进，查检相同或相近意思的经文较之人工翻检，迅速便捷，且无遗漏，利用数据库资源标注经书互注、重言、重意文句，将不同内容以不同颜色、大小文字标注，编纂普及经注读本，有利于经学传播的同时，也可普及经书阅读和传统文化。第三，整理传承不同形式的经书文本。历史上出现的经书文本，从内容而言，有白文本、经注本、单疏本、注疏本，经注本、注疏本有附与不附释文之别；从外在形式来看，有石经、抄本和刻本；有清一代，武英殿、四库馆和阮元等学者，先后校勘整理经书，出现大量经注校勘成果，有些别行，如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有些附入经书，如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经删改附属于《十三经注疏》。不同内容、形式的经书文本可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目前，由于古籍影印和电子化，学术界可以阅览的经书文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丰富，这样的阅览条件为整理不同经书文本提供了无限可能。从中华文化传承角度而言，无论是哪种经书文本，都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部分经书文本有文物价值。在整理经书文本时，在标点、校勘经书和添加专名线时，除了要整理代表性的经注本和注疏本之外，对于白文本、单疏本、石经、写卷和陆德明释文等，可以分开整理，保留各自特征和面貌，让后人知道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不同经书文本及其样式。这样的整理既是尊重历史，也是传承创新。第四，编纂不同系列的经学专科丛书。经书是中华文化的根与魂，数千年的中华文化延续离不开经学和经书文本。南宋时期校刻经书的思路、方法和方式，值得我们在整理、出版经书时借鉴，在古籍电子化迅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儒家经书的整理出版可以编纂不同形式的经学专科丛书，除“十三经古注”、《十三经注疏》外，可编纂经书经注本丛刊、经书注疏本丛刊、经书单疏本汇编等；也可以某经为单位编纂丛书，如《周礼注疏》丛刊、《仪礼注疏》丛刊、《礼记注疏》丛刊；以时代为准，可编宋元本《礼记》汇编、宋元本《论语》汇编等。在出版纸质本的同时，这些不同形式的丛书还可以编成电子书，以左图右文的方式，将图形书板利用OCR技术逐行识别为文字，图文对照，为研究者提供便利。综上可知，两宋时期文化昌盛，阅读经书是读书人考取功名的必由之路。经书刊刻在传承中华文明的同时，也为读书人的学习提供了方便。尤其是南宋时期出现的附释音经注本、纂图互注重言重意本、注疏合刻本，在北宋经注本、单疏本基础上大胆创新，在合刻经注疏的同时附入释文、插入绘图、标出重言、注明重意、列出经文、互为注释，无论是官府还是书坊刊刻经书，多配套成九经、九经三传，形成系列经学专科丛书。这样的经书刊刻思想及其编纂出版模式，对于现代古籍整理与文化传承启迪甚多，值得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