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长城是明史研究的重要议题，学界已从政治、经济、军事、建筑、民族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探讨。但是，对明代长城的称谓问题，学界始终未能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有称“长城”者，亦有称“边墙”者。对此关键问题，学界尚缺乏进一步的争论和回应，以至于对有明一代使用“长城”和“边墙”两个称谓的史实缺乏客观的认识和评价。基于此，本文将在学界前辈研究的基础上，对明代“长城”和“边墙”称谓做进一步考察。
目前，学界对明代“长城”“边墙”称谓有两种观点极为流行：一是认为明人称“边墙”而不称“长城”；二是认为明代改“长城”为“边墙”是为了避免民怨民恨。这两种观点，前者重在说明现象，后者重在分析原因。但是考诸史籍，这两种观点的客观性均值得怀疑，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以下对这两种观点做一介绍和分析。其一，关于明代称“边墙”而不称“长城”的观点。中国已经有近两千年的长城修筑史。早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就开始大规模修筑长城，并且史籍中已出现“长城”这一专用术语。战国之后，秦、汉、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唐、辽、金等朝代均修筑过长城，并将这种大致介于中原农耕地带与北方游牧地带之间的军事工程通称为“长城”。因此，长期以来，“长城”是这种军事工程的通用称谓。明朝建立后，为防御游牧民族南下，保障边防安全，历时二百余年修筑了东起辽宁虎山，西至甘肃嘉峪关的万里长城，即今天所见的明长城。对于明代所修的万里长城，明代官私文献中大量使用“边墙”一词指称。有学者据此指出，明人把这一历二百余年修筑的军事工程称为“边墙”，而不称“长城”。如明人王士性较早提出当时避讳使用“长城”的问题：“九边延袤几八千里，墩台关口，联以重墙，亦犹长城之遗而讳其名耳。”他认为明代北方九边边墙是“长城之遗”，以“边墙”名之，是为了避讳“长城”之名。清初万斯同在乐府诗《筑边墙》中言：“秦人备胡筑长城，长城一筑天下倾，至今笑齿犹未冷。岂知明人防北敌，专藉筑城为长策。不曰长城曰边墙，版筑纷纷无时息。”在万斯同看来，明人称“边墙”而不称“长城”。近代以来，这一认识愈来愈为学界和社会大众所接受。比如，作为常用工具书之一的《辞海》对“明长城”做如下解释：“明代为了防御鞑靼、瓦剌族的侵扰，自洪武至万历时，前后修筑长城达十八次，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称为‘边墙’。”《中国历史大辞典》也有相似的解释：“明代为防御鞑靼、瓦剌族的侵扰，自洪武至万历，前后经历二百多年，基本完成长城修筑工程，东起鸭绿江边虎山南麓，西抵嘉峪关，全长一万二千七百多里，称为边墙。”以上两部工具书均指出有明一代将所修长城称为“边墙”，而不提是否亦可称之为“长城”，这就给社会大众造成误解，即明人只称“边墙”而不称“长城”。此外，持此观点的现代学者亦有不少。景爱认为：“边墙的说法始于明代，边墙就是长城，是长城的另一种称谓。明长城是后人的称谓，明朝所修筑的长城，当时或称作边墙，或称作塞垣。”赖建诚亦认为：“明代称长城为‘边墙’，现代称明代所用、所筑的边墙为‘明长城’。”两位学者均认为明长城之称始于当代，而“边墙”才是明人对长城的普遍称谓。赵现海曾经谈过一件有关“长城”与“边墙”称谓的事情。其在陕西定边考察明榆林镇长城时，与当地人谈论起定边的长城，当地人说“那不是长城，那是边墙”。笔者考察长城时也曾多次遇到过类似情况。可见，在北方长城沿线，老百姓只知道“边墙”而不知道“长城”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一则因为“边墙”一称在明代使用广泛，对后世影响很大；二则因为学界长期对“长城”“边墙”称谓缺乏客观认识，将二者截然对立起来，进而影响了社会公众对明长城的理解。其二，关于明代之所以改“长城”为“边墙”是为了避免民怨民恨的观点。“边墙”称谓始于明代，但为何长城在明代被称为“边墙”，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称谓变换问题。不少学者认为长城的名声不好，容易引起百姓反感，所以明人改“长城”为“边墙”是为了避免引起民怨民恨。通过前引万斯同乐府诗《筑边墙》可知，万斯同认为秦朝的灭亡与修长城有极大的关系，秦朝修长城导致亡国的教训极深，其影响甚至波及明代。明代大规模修筑长城，将其作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持久策略，但为了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称“边墙”而不称“长城”。在万斯同看来，明代之所以改“长城”为“边墙”，是因为吸取了秦朝因筑长城而亡国的深刻教训。万斯同以精熟明代史事著称，其关于明人“不曰长城曰边墙”的观点对后世影响至深。1938年，顾颉刚、史念海的《中国疆域沿革史》出版。该书在讨论“明代九边之建置及边墙之修筑”时，分析了明长城被称为“边墙”的原因：“明人防边，九镇而外，复汲汲于边墙之建筑。边墙者何？长城是也。长城之修筑远始于春秋战国之际，嬴秦继之，乃成伟观，其城起临洮而至辽东，蜿蜒数千里，顾今日所称为长城者，已非秦氏之旧迹，而为明人之新筑。然则明人大筑长城，乃称曰边墙者，何也？盖秦皇筑长城而后万世诟之，边墙云者，避与秦皇同称也。”顾、史二先生认为“边墙”就是“长城”，之所以称“边墙”而不称“长城”是为了避免与秦始皇所修长城同称，因为秦始皇长城被后世诟病。顾、史二先生的观点被后继史家接受和继承。景爱在《中国长城史》中沿用此观点。他说：“明朝为什么忌讳长城这个说法，而把长城称作边墙或塞垣呢？这是有原因的。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劳民伤财，夺去了许多人的性命，酿成了秦末农民起义，在历史上留下了恶名、坏名，惨遭后世的唾骂。明太祖朱元璋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对民间的疾苦和民众对长城的憎恨比较了解，在其祖训中不断讲今比古，使其子孙接受历史的教训，以保证江山永固。因此，明朝廷为了避免民恨民怨，特意将长城改称边墙，改换一个不同的说法。由于明朝忌言长城，故而在明代官方文献中，见不到修长城的字样，只称修筑某某边墙或某某塞垣，这从《明史》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因为翻检《明实录》等明代官修史书，关于修长城的字样比比皆是。罗志田也持有与以上诸先生相似的观点。他认为：“长城在中国历史上也绝非一直是正面象征。相反，从汉代起，长城在中国的上层和民间文化中，都是与失道而徒恃武力的暴秦相关联的负面象征。从贾谊的《过秦论》，到汉乐府诗以及民间的孟姜女传说，无不如此。明代筑城，为趋避此恶名，乃呼为边墙。”美国学者阿瑟·沃尔德隆在《长城：从历史到神话》中也指出：“明朝廷清楚地意识到秦长城的坏名声，想方设法将其防御工事与秦长城区别开来。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他们为自己的工事启用了一个新词，即边城或边界城墙，而不再使用早期术语‘长城’。”通过举例来看，持以上观点的学者不在少数，既有明代当世亲身经历者，亦有后世史家；既有国内学者，亦有西方学者。但是，以上观点值得商榷之处依然很多。首先，在明代官私文献中，固然存在以“边墙”指代明长城的情况，但是“长城”这一通用称谓仍然在大量使用。不论是官方的皇帝诏旨谕令、大臣的奏疏应对，还是民间方志、私人文牍，均看不出明人有刻意回避使用“长城”一词的迹象。其次，如果明代把“长城”这一称谓的负面影响看得极重，以至于忌讳使用“长城”一词，那么按照明朝对公众舆论的掌控能力，必然会通过国家强制力颁布相关的政策或法令。但是截至目前，未曾发现明代官方出台过禁止或忌讳使用“长城”的相关禁令，在明代的私人文献中也未曾留下丝毫端倪，这难道不值得怀疑吗？再次，“长城”的具体含义在明代有很大程度的衍化。自古以来，“长城”就可比喻坚固、强大的力量，具有精神层面的含义，明代继承这一传统，并且更进一步。以现存明代文献观之，明代存在把“长城”神圣化、崇高化的倾向。从皇帝到普通官员士大夫，均试图给“长城”赋予更加崇高的意蕴，长城变成“伟大力量”的化身。最后，明人之所以把本朝所修的长城称为“边墙”，可能另有其因，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事实上，要考证清楚明人是否称“边墙”而不称“长城”，是否为了避免民怨民恨而改“长城”之称为“边墙”，就必须首先对明人眼中的“长城”及其意蕴进行必要的梳理和考察。明代以前，“长城”是通用称谓，到了明代，这一通用称谓仍然继续使用。因此在明代官私文献中，除了“边墙”，“长城”一词也大量出现。通过对这些文献中出现的“长城”进行考察，发现在明人眼中，“长城”的含义非常丰富，既有长城原有之本义，也有由本义衍化而来的比喻义。“长城”之本义即指作为中国古代防御游牧民族的军事工程，是一种真实的历史存在。在明代官私文献中，作为本义出现的长城，大体可分为以下四种情况。前已述及，中国的长城修筑史非常漫长，在明代以前，许多王朝都曾经修筑过长城。对于前朝所修长城，明代均以“长城”这一通用称谓称之。如宣德元年（1426）三月，太子太保、阳武侯薛禄上奏朝廷：“万全右卫城在德胜关口，地高乏水，宜徙于近城七里宣平堡，计军士三万人筑城，可一月毕工。”明宣宗谕示：“此城戍守已久，安得重劳军民。唐太宗时有请修古长城。太宗曰：‘当扫清沙漠，何用劳民远修堡障’。此役姑止。”此处的“长城”指唐代以前所修古长城。成化七年（1471）四月，巡抚陕西左副都御史马文升向朝廷奏陈榆林边防：“臣按行西路，环县城临大川，傍有高山，中有环河，即古长城旧址，宜于此筑垣墙、敌台，并修木钵古城。虏入以神铳火炮御之，可以断其咽喉。”此处的“长城”亦指明代以前所修长城。正德十三年（1518）八月，南京兵部尚书乔宇等上疏明武宗：“自古善用武者，莫如汉高祖、唐太宗。然高祖伐匈奴而围于白登，太宗伐高丽而困于鸭绿，贪兵之害如此，然犹以外言也。抑闻季氏伐颛臾而不知忧在萧墙，秦人筑长城而不知祸在望夷，本根受病，猝不可救，可不为之寒心乎？”此处的“长城”当指秦始皇所筑长城。在明代私人文献中这样的例子也很常见。如魏焕《九边考》有如下记载：战国时，天下冠带之国七，而秦、赵、燕边于夷狄。诸戎亦各分散，自有君长，莫能相一。其后义渠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灭之，始于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赵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燕破东胡，却地千里，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北平、辽东郡。秦始皇三十二年巡北边，遣蒙恬将兵三十万伐匈奴，收河南地，为四十四县，筑长城，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恬居上郡统治之。
魏焕在文中言及战国秦长城、赵长城、燕长城以及统一后的秦始皇长城，均以“长城”名之，并无刻意避讳。可见，明人仍然用“长城”指称明代之前所修筑的古长城。明长城的修筑历时二百余年，几乎与整个明代历史相始终。对于本朝所修筑的长城，明人除了将其称为“边墙”，也称之为“长城”。首先，在皇帝诏敕公文中曾用“长城”一词指称明代所修长城。如弘治十四年（1501）七月，明孝宗派遣司礼监太监李璋、工部右侍郎张达等阅视潮河川边备，其敕文曰：近该都御史洪钟奏潮河川新开功成，旧河水势分泄，可免冲决；砌城筑台，可御虏寇。又所砌墙内得地数百顷，可拨军士承种，以益边储。又于蓟州、永平、山海一带修筑长城五万余丈，堤岸三百余里，墙堡亦以百计，欲乞差官阅视加赏。今特命尔等前去功完处所，查照本官所奏……
材料中提到的“长城”乃弘治年间所修，明孝宗在敕文中直呼“长城”，并未回避。其次，明代大臣的奏疏、书信中也经常使用“长城”指称明代所修长城。如宣德九年（1434）十二月，行在户部右侍郎王佐奏：“昨户部员外郎罗通言：万全都司所辖德胜口守备官军四千六百九十余人，缘山筑长城、浚壕堑、设烽置堡、屯守兼备。”景泰六年（1455）八月，提督山海等关右副都卫御史李宾上奏：“洪武初，魏国公徐达守御永平、山海等处，筑御贼长城三十余里，及喜峰等关口俱修筑坚完，贼至不能进入，百姓赖以安居。”弘治十四年（1501）八月，六科十三道官员上疏弹劾洪钟、张达等，其言：“都御史洪钟修凿潮河川无功，妄引前尝修筑长城，冀以掩罪。而侍郎张达承命阅视，回护欺妄，请俱逮治，以为人臣不忠者之戒。”此处所指之“长城”正是上文弘治十四年七月，明孝宗派司礼监太监李璋、工部右侍郎张达等阅视之长城。万历年间，方逢时在给内阁首辅张居正的书信中亦写道：“……若犯宣府，则独石属夷与永、延之境，利当十倍。若蓟镇，则弟窃怀深惧，盖士无健卒，长城、边墩，天险虚设，车营迟钝，仅能自固，南兵出阵，徒往遗之擒。”这几则文献中提到的“长城”均为明代所修。再次，在明代所修地方志中，也用“长城”指称明代所修长城，丝毫不忌讳对“长城”一词的使用。如万历《朔方新志》即将宁夏镇长城呼为“长城”：西长城起自靖虏、芦沟界，迤北接贺兰山，山迤北接北长城，至大河。河迤而南，逾河而东，有东长城至定边界，凡周一千一百七十里。西长城四百一十一里，迤北接贺兰山。
宁夏镇长城是明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修筑时间从宣德年间一直持续到万历中期。文中将宁夏镇长城划分为西、北、东三段，分别以“西长城”“北长城”“东长城”相称。以上史例表明，明人用“长城”一词指称本朝所修长城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不论是官方的诏敕公文、奏议书牍，还是民间方志，均看不出明人刻意回避“长城”一词。所谓广义的长城，就是没有明确指出是哪一个朝代所修的长城，这种史例在明代官私文献中亦经常出现。如《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六年（1373），明朝“大军复出雁门西北，巡长城外，友德为前锋，虏闻之，绝塞而遁，追获故元平章邓孛罗帖木儿”。而私人文献如李东阳曾言：“宁夏之域，左界黄河，右臂贺兰诸山，在三边为险地。然其所统方数千里，而河曲乃居其半，则皆连山大沙，无长城钜堑之险。”再如明人王廷相曾作《行边六首》，其第二首有诗句：“长城要遮九千里，大漠横行十万师。”这几则文献中的“长城”均是广义的长城，并非具体某一个朝代所修长城。在明代文献中，大量存在以“长城”命名的地名，如长城岭、长城关、长城坡、长城山口、长城东沟等，这些地名一般都地处中国北方长城沿线及其附近区域。永乐十年（1412）八月，甘肃总兵官宋琥等奏：“永昌、凉州土鞑军民老的罕等逃叛，自长城山口出向野马川。都指挥满都、何铭等领兵追及之，铭战死，贼死伤多，老的罕等以众遁，擒获叛贼弩答儿、伯颜等男女九百余人。”宣德九年（1434）十月，山西行都司奏：“近虏寇五十余人入长城东沟，署都指挥佥事史直领兵击之，斩首十余级。”《朔方新志》载：“长城关，在花马池城北六十步，即总制王琼弃长城所筑之沟垒也。”这些地名，一部分直到今天仍然在沿用。它们均由长城的本义衍化而来，其命名与长城有着密切关系，亦可作为证明明人不避讳使用“长城”称谓的有力证据。上文已述及，明人不仅不回避“长城”一词的使用，反而赋予其更加崇高的意蕴，用长城来比喻一种伟大的力量。《辞源》对“长城”做如下解释：“秦始皇统一六国，以战国时诸侯国原有长城为基础修筑，因地形西起临洮，东达辽东，称万里长城。至明代又以秦长城为基础，修筑居庸关等处长城，西起嘉峪关，东达鸭绿江……至今大部仍然保存完好，即今长城。后亦比喻最可依赖者的人或事物。”《现代汉语词典》对“长城”的解释也大体相似。由此可见，用来比喻最可依赖的人或事物已是“长城”的基本含义之一。在古代，把“长城”含义精神化，将其比喻为一种伟大的力量，富于精神层面含义的现象早已有之。如南朝刘宋时期，江州刺史、永脩公檀道济因功高遭宋文帝猜忌，最终被杀。檀道济在临死前斥责宋文帝：“乃坏汝万里长城。”这里的“万里长城”非实际的长城，而是指保卫王朝安全的力量。此后历代多有用长城来比喻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人和事物的事例。明代继承这一传统，将长城比喻为强大的卫国力量，这一“力量”可以是有功于王朝安全的文臣武将，也可以是边防将士群体和少数民族，甚至还可以是黄河河堤。在明太祖的诸多诏敕文书中，经常用“长城”来比喻军功卓著的高级将领，以表彰其功勋或朝廷对其寄予的厚望。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常遇春攻克襄阳，明太祖命邓愈为湖广行省平章，镇守其地。明太祖赐书邓愈勉诫之，并亲授方略：我之赖汝犹长城，而汝之自视当亦不轻，稍有不如敌人，不惟边境不宁，予亦劳心矣。予之与汝，义虽君臣，恩同骨肉，所以谆谆告语者，以成事甚难，而偾事甚易。故欲汝谨法度，施惠爱，勿妄杀无罪，若有罪者亦宜详审。古之良将以仁义为先，勇略次之，汝能自勉，则边境可宁，而予无外顾之忧矣。
字里行间表露出明太祖对邓愈的殷切期望。同时，对于一些已故去的将领，明太祖也以“长城”或“万里长城”表其功绩。常遇春和徐达是明开国元勋，二人在生前被赐封公爵。洪武二年（1369），鄂国公常遇春病逝于军中，明太祖亲撰祭文祭奠。祭文中有：今朕全有中国，尔功懋焉，虽古名将未有遇之者。天下克一，朕方将定功行赏，共享太平，少副报功之意，何其未遂，遽尔云亡，曷谓柳河之川失，我长城之将丧。今南还见，语无由哀，痛切心与谁言哉？
在此，常遇春被比喻为“长城之将”，以表其卓著功勋。洪武十八年（1385）二月，魏国公徐达去世，明太祖下令辍朝，怆然不乐，谓群臣曰：朕起自徒步，大将军为朕股肱心膂，戮力行阵，东征西讨，削平群丑，克济大勋。今边胡未殄，朕方倚任为万里长城之寄，而太阴屡犯上将，朕不意遽殒其命，一旦至此大故，天何夺吾良将之速。朕夜来竟夕不寐，欷歔流涕，思尽心国家，为社稷之重，安得复有斯人。今欲有以报之，无所用其情耳。但著其勋烈，宣于金石，永垂不朽，使后世知斯人为开国之元勋也。
邓愈、常遇春、徐达均是明代的开国元勋，明太祖以“长城”或“万里长城”相比喻，既有生前之勉励，亦有身后之表彰。可见明太祖并不避讳对“长城”的使用，反而赋予“长城”更加崇高的意蕴，实开有明一代用“长城”比喻有功之臣的先例。如果明代忌讳对“长城”的使用，那么在明太祖的诏敕文书中是断然不会出现“长城”一词的，更不会以“长城”来比喻开国功臣。有了明太祖的先例，明代朝臣也在奏疏、书信中将军中将领比喻为“长城”，以此表示其功劳卓著。弘治十三年（1500）二月，监察御史刘烈上疏言事，主张慎选良将，其言：“良将之于国家，有可以为万里长城者，有可以系天下安危者，必广求博取，冀得若人而用之，庶几有备无患。”天启初年，明廷欲治毛文龙之罪，而户科给事中陈良训上疏为毛文龙辩护：“年来东奴、西虏种种鸱张，此皇上食不甘味之事，而臣子共相儆惕之日也。弗言远略，先循实事。夫今日所恃海外长城者，非毛文龙乎？”天启六年（1626）闰六月，兵部尚书王永光言：“……至督师（指袁崇焕）威望素著，人方以为长城，断断不可听其优游……”而张居正也曾在书信中以“上谷得公，隐然如长城”之语称颂宣大总督吴兑治边之功。吴兑、毛文龙、袁崇焕均是明朝中后期的边防重臣，将他们比喻为“长城”意在表达朝廷对其才干功劳的认可和重视。又如，前引《明实录》所载明太祖表彰徐达之语在明人陈建所撰《皇明通纪》中亦有记载，两者之间略有个别字句之差异，然而有关“今边胡未殄，朕方倚任为万里长城之寄”一句，两者完全相同。陈建生活于弘治末至隆庆初年，曾任江西临江府学教授、山东阳信知县等官职，也曾受聘为乡试考官，对明代的律令法典自然十分熟悉。如果朝廷避讳“长城”，陈建不会明知故犯，有意碰触忌讳，在著述中出现“万里长城”之语。以上几则史料证明，不仅皇帝可将将领比喻为“长城”，大臣在奏疏、著述中亦可如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触犯任何禁忌。除了用长城比喻军中高级将领，明人还用“长城”比喻普通的戍边将士群体，意在阐释其在捍卫边防时的重要作用。成化十九年（1483）十一月，巡抚山西右佥都御史边镛向朝廷上奏山西军务，建议朝廷如大同之制，设立代州总兵，以便于策应大同、偏头、宁武等处，保山西无虞，但这一建议被兵部否决。明宪宗也不同意在代州再设总兵，认为“将得其人，虽一旅足为万里之长城。非其人，虽重兵不足为北门之锁钥”。弘治十四年（1501）正月，吏部右侍郎王鏊上“御虏八事”，在言及九边军镇军权分散、相互掣肘的现状时，提出“重主将”的主张，建议朝廷起用秦纮，令其总制大同、榆林、宣府等处军务。其言：闻致仕南京户部尚书秦纮谙练边务，素有威望，又尝巡抚前项地方，边人至今思之，虽老尚可用也。陛下如不以臣言为然，即请下廷议。如众以为可，乞依祖宗时用王翱、马昂故事，起取本官，加以总制之名。沿边诸将悉听节制，庶事权归一，无或沮挠，命出则出，命止则止。大同有急，宣府不得不援；延绥有急，大同不得不赴。号令严肃，声势增重，隐然有万里长城之势矣。
在此，戍边将士被比喻为万里长城，以表达边防将士在保卫明朝边防安全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及朝廷对边防将士之倚重。在明代文献中，将少数民族比喻为“长城”的事例并不多见。万历十二年（1584）九月，云南巡抚刘世曾上奏朝廷：“诸夷舍目向为莽胁者，一旦反正，并力拒莽，颇多俘斩，不烦征调坐派，十万之众，作我长城。宜破常格升赏。”此处“诸夷”是指明代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万历十年（1582）冬，江西商人岳凤诱缅甸部落首领莽瑞体、莽应里父子犯云南，当地土舍土目多有胁从者。云南巡抚刘世曾命刘、邓子龙等数次率兵出击，击败缅兵，平定云南，“自是，蛮人先附缅者，多来附”。先前投靠缅甸的沿边民族又重新归附明朝，这是明朝能够迅速平定云南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刘世曾在奏疏中将云南边疆民族比喻为保障明朝边防安全的“长城”。虽然有明一代的民族观受时代影响，有其局限性，但从此则史料亦可看出明朝对西南边疆安全的重视，及其对边疆民族在维护国家边疆安全方面所起作用的认可。宦官专权是明史学界探讨较多的问题。虽然明代曾出现王振、汪直、刘瑾等影响较大的宦官，但明代宦官所专之权却完全出自皇权，是皇权的派生物。明代的宦官只有在皇帝许可或默认的情况下方可假借皇权而柄政，宦官专权之时即是皇帝对宦官最器重、最信任之时。因此，从皇帝对宦官的评语中可以窥见明代皇帝与宦官关系的紧密程度。目前所见资料，在明代诸帝中，以诏敕形式称颂宦官功绩，比喻其为“长城”者，仅明熹宗一位。天启七年（1627）七月，镇守辽东太监纪用疏叙“锦州之捷”功，明熹宗复旨：锦州之捷，雪耻除凶，十年仅见，朕心嘉悦。厂臣魏忠贤贯日精诚，补天经济。彻桑筹箸帷幄，刻刻关心；军实边需接济,源源凑手。功贤十万，身作长城，允为功宗，堪藏盟府，朕所洞鉴。宜有特恩，着该部照依宁晋伯事例，速议具奏，以彰朕酬眷元臣至意。
“锦州之捷”实辽东前线主帅袁崇焕调度指挥得当，全体将士奋勇拼杀之功，与厂臣魏忠贤并无多大关系。战后叙功，袁崇焕虽有首功，却因其“素不为魏忠贤所喜”，遭魏忠贤党羽弹劾，不得封赏，告假回籍。明熹宗在谕旨中表彰魏忠贤“筹箸帷幄”之功，将其比喻为“长城”，这在明代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由此亦可见明熹宗对魏忠贤之信任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潘季驯是明朝治河功臣。万历年间，潘季驯因请求朝廷宥释张居正之母而为御史李植所参，被削职为民。万历十三年（1585）七月，御史李栋上疏为潘季驯鸣冤，其言：“臣栋行部淮安，闻隆庆间河决崔镇，运道为梗，七八年民居既宅，河水安流，修筑十万五千余丈，经营一千三百余里，两河之岸屹如长城，咸曰此潘尚书功也。”此处，将黄河河堤喻为长城，以示其坚固。综上所述，从明代官私文献中有关长城的记载可见，明人对“长城”一词的使用仍相当普遍。在明代，不论是古长城，还是当朝所修长城，均可被称为“长城”，并由此衍化出众多与长城有关的地名。从明人将开国功臣、守边将士、边疆民族、宦官以及黄河河堤等比喻为长城的诸多史实来看，“长城”含义的衍化趋势非常明显，其比喻义得到更广泛使用，“长城”被赋予更加崇高的意蕴。以此观之，明人对长城的评价仍然以正面、积极评价为主，而并非有意“趋避此恶名”。正是由于上自皇帝、官僚士大夫，下至普通百姓对长城功能和价值的普遍认可，才使得明代能够持续二百余年修筑长城。当然，必须要指出的是，明长城是一项规模浩大的工程，耗时长、耗费大，增加百姓负担在所难免，因此在有明一代也不断出现反对修筑长城的声音。如嘉靖年间兵部尚书刘焘就曾言：“殊不知，长城之设，古为无策，其在今日何以谓之有策乎？是以修筑益急，而患虏日炽；钱粮益耗，而士马益疲。”刘焘在巡视陕西三边长城之后，虽然质疑明代所修长城的御敌效果，但他本人在行文中也照样直呼“长城”，并不避讳使用“长城”称谓。用“边墙”指称长城的现象始于明代，明代之前，并无“边墙”之称。明代称本朝所修长城为“边墙”，主要与有明一代严峻的边防形势有关。与历史上诸多王朝由北取南不同，明太祖从江南起兵，由南至北而定天下，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明将徐达攻克大都前夕，元顺帝携诸王和后妃逃离大都，退居塞外，并保存了与明朝继续抗衡的实力。退居塞外后，蒙古各部势力分分合合，争斗不已，进一步削弱了自身力量，没有能力倾全蒙古之力大规模南下争夺中原，但是这并不能说明蒙古贵族就此完全放弃了恢复中原统治的愿望。正如明人沈一贯所言：“本朝天下原取之虏，虏之怨心，无日无之。”蒙古各部一旦实现统一或局部统一，就会表现出南下中原的强烈愿望，“故终明之世，边防极重，而为朝野上下所共忧虑者也”。从这个层面来看，“边”在有明一代占据着独特地位。北部游牧民族，尤其是蒙古贵族势力的存在严重威胁着明朝的边防安全，因此边防问题在明代一直居于优先地位。明朝统治者认为：“今天下之事，惟夷狄为大，而夷狄之害，惟北虏为最。”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深刻影响着有明一代的政治运行。蒙古的军事威胁是明太祖建国后面临的最严重的安全问题，也是明太祖试图要优先解决的问题，故“高皇帝忧在漠北，意未始一日释也”。明太祖认为：“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明太祖先后分封秦王、晋王、燕王、辽王、宁王、代王、谷王、庆王、肃王等九王于北方重要军事要塞。“此九王者，皆塞王也，莫不傅险，控要害。佐以元侯宿将，权崇制命，势匹抚军。肃清沙漠，垒帐相望。”明太祖所行分封在其死后不久即引起萧墙之祸，天下重入纷乱，即使这样仍然有人坚定地支持明太祖当初的做法。如明人王锜认为：汉高祖既为天子，大封同姓，枝大于干，驯致七国之变。然中兴之业，卒赖后系。唐之兴也，子弟皆有封爵，建宅以居京师，惟食其禄而已，国家缓急无所系焉。降而至宋，宗室之封，必自遥授小官，渐进侯王，除拜之烦，盖无虚日。其邸第散处两京，故有南西内外班之分。历年既久，仅同民庶。后遭金虏之患，无一人操尺寸兵以起者，此皆由封建不得其制也。我太祖受命之初，首立藩辅，诸子自胜衣已上，皆册立为真王，其国皆处要冲之地。制度仪从，不侈不俭，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上无所专，下无所扰，圣子神孙，将遍天下。真万世之良规也。
天下初定，蒙古压境，政局不稳，明太祖一方面需要具有军事才能的将领镇戍边疆，但另一方面文官孱弱，武将强横，文武力量失衡使他对武将不能完全信任。而分封诸子为藩王则既能保证必要的战斗力，又能节制武将，以“广磐石之安”，有效解决明初面临的困局。因此，分封九大塞王是明太祖权衡利弊之后做出的最有利于明朝统治安全的选择。这也是为何纵然引起萧墙之乱，仍然有人对明太祖封王之举深表赞同的原因。后世学者常以“靖难之役”为柄，批评明太祖的分藩政策，认为此举引起了明朝内乱。然而持此观点者忽略了明初面临的严峻形势，忽略了蒙古压境的客观事实。明朝初建，立国未稳，明太祖考虑的首先是朱氏政权不被颠覆。“藩王守边”虽因局限性注定不可持久，但其在明初立国未稳的特殊时期所起的作用仍然无可替代。迁都北京与“天子守边”是明成祖对其父“藩王守边”策略的更进一步。明太祖虽以南京为都，但他对建都南京并不满意，其根本原因是南京过于偏安东南，不利于明朝加强对北方的军事防御和控制，故明太祖亦曾考虑迁都北方。然洪武二十五年（1392），太子朱标的英年早逝，使明太祖暂时放弃了迁都的想法。明成祖即位后，继续筹划迁都之事。明成祖迁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抗击蒙古无疑是其考虑迁都的最重要原因。对此，顾祖禹称：太宗靖难之勋既集，切切焉为北顾之虑，建行都于燕，因而整戈秣马，四征弗庭，亦势所不得已也。銮舆巡幸，劳费实繁，易世而后，不复南幸，此建都所以在燕也。
永乐十八年（1420）年底，北京宫殿建成，明成祖下诏迁都，从来年正月初一起，以北京为新都。迁都北京对明朝意义重大，其间虽因营建工程浩大而耗费甚多，甚至激起民变，但从长远来看，此举对明朝应对边防危机，延续国祚产生了重大影响。明人丘濬对成祖迁都一事曾有过非常中肯的评价：
仰惟我高皇帝定鼎金陵，天下万世之大利也；文皇帝迁都金台，天下万世之大势也。盖天下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戎马盛于西北而金台为其枢，并建两京所以宅中图治，足食足兵，据形势之要而为四方之极者也。用东南之财赋，统西北之戎马，无敌于天下矣。
自古建立都邑，率在北土，盖不止我朝，而我朝近胡为甚。且如汉袭秦旧都关中，匈奴入寇，烽火辄至甘泉。唐袭隋旧亦都关中，吐蕃入寇，辄至渭桥。宋袭周旧都汴，西无灵夏，北无燕云，其去元为远，唐契丹界直浃旬耳。景德之役，亦辄至澶渊。三治朝幅员盖广矣，而定都若此者何？制胡便也。我朝定鼎燕京，东北去辽阳尚可数日，去渔阳百里耳。西北去云中尚可数日，去上谷亦仅倍渔阳耳。近敌甚，则常时封殖者尤勤。常时封殖，则一日规画措置也尤亟。是故去虏之近，制虏之便，莫有如今日者也。
我朝建都燕京，据六合之上游，倚万山之重险，资东南之财赋，恃西北之戎马，密迩虏巢，乃圣天子自将以守边也，较之汉、唐都关中，宋都河南者，其势自有不同。
明成祖迁都北京“乃圣天子自将以守边也”，开启了明代“天子守边”的历史。北京位于明蒙军事对抗的前沿，建都于此虽然增加了首都的危险性，但是有利于集中兵力保卫北方，提高军事效率。正如明史专家吴晗所指出：“假如成祖当时不迁都北京，自以身当敌冲，也许在前两次蒙古人入犯时，黄河以北已不可守，宋人南渡之祸，又要重演一次了。”明代有二百多年的长城修筑史，从洪武至万历，几乎从未停止修筑长城。明朝的北方有着漫长的边防线，蒙古骑兵南下严重威胁其国防安全，而明朝又无能力消灭蒙古势力，只能采取“固守封疆”，筑边以守的策略，这是明代大修长城的最根本原因。因此，明朝君臣对修筑长城极其重视，如明成祖曾对大臣言：“修边，国之重务，其军政不可不肃。”明人魏焕也认为“镇戍莫急于边墙”。虽然明代当时及其后世均有诸多对长城的非议，但修长城是明朝统治者在全面分析明蒙双方军事形势之后采取的代价最小、成效最高的措施。不论是“藩王守边”“天子守边”，还是修筑长城，都说明明朝的政治运行受边防问题的影响很深。边防危机不仅影响了明朝的政治运行，而且影响了明朝的历史书写。“边”成为明朝历史书写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大量以“边”命名的边防史地著作和军事地理概念出现，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在边防危机的影响下，明代士大夫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和研究本朝的边防、边疆问题。尤其在嘉靖以后，蒙古右翼鄂尔多斯、土默特等部雄踞塞外，明代边防危机更加严峻。正如时任兵部尚书郭乾所言：“九塞诸虏，俺答最雄。自上谷至甘凉，穹庐万里，东服土迷，西制吉丙。先年以谢绝致愤，遂致骀籍诸边三十余年，中原苦不支矣。”受边防危机影响，朝野上下掀起了谈兵论兵之风。如嘉靖时人许论“好谈兵。幼从父历边境，尽知阨塞险易，因著《九边图论》上之。帝喜，颁边臣议行，自是以知兵闻”。又如郑晓在嘉靖初任兵部职方主事时，“日披故牍，尽知天下阨塞，士马虚实强弱之数。尚书金献民属撰《九边图志》，人争传写之”。这一谈兵之风一直持续到明末。钱谦益曾回忆晚明士人聚谈边事的情景：“余在长安，东事方殷，海内士大夫自负才略，好谭兵事者，往往集余邸中，相与清夜置酒，明灯促坐，扼腕奋臂，谈犁庭扫穴之举。而其人多用兵事显，拥高牙，捧赐剑，登坛而仗钺者多矣。”因此，在明代中后期，一大批以“边”命名的边防史地著作相继问世。近代学者王庸认为：“元亡明兴，蒙古人被逐至朔漠，常思南下以逞，故当时对于北方边务，特为重视；而此类图籍之多，遂亦远越前代。”除上文提到许论著《九边图论》和郑晓著《九边图志》，尚有近百种以“边”命名的边防史地著作，均以关注陆地边疆问题为主。此外，尚有一些以探讨海疆问题的著作也以“边”为书名，如钱邦彦著《沿海七边图》、郭仁著《两浙海边图》、周伦著《浙东海边图》等。这些著作均以考察和议论明代边防问题为核心内容，既体现了明代中后期官僚士大夫的经世致用精神，也体现了边防危机对明朝历史书写的巨大影响。在明代边防危机及其以“边”为中心的政治运行模式影响下，明代出现大量以“边”命名的军事地理概念。这类概念大体可分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某某＋边”结构，如“九边”“三边”“诸边”等。“九边”防御体系是明朝防御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的核心体系。该体系东起辽东，西至甘肃，在漫长边防线上先后建立起辽东、蓟镇、宣府、山西、大同、延绥、宁夏、甘肃、固原等九个军事重镇。“九边”一词最早出现于正德十六年（1521）。之后，此概念一直为明人广泛接受和使用。“三边”的使用亦比较广泛。“三边”一词最早出现于正统四年（1439）。是年五月，巡抚河南、山西兵部右侍郎于谦奏：“今山西岁运大同、宣府、偏头关三边税粮，共一百五十五万二千七百石有奇……”于谦将大同、宣府、偏头关合称“三边”，这是明代最早出现“三边”一词。此后景泰元年（1450）五月，镇守真定右佥都御史陆矩上奏朝廷：“定州并倒马关旧路岭军马屯聚，动以万计，所积粮储不给。况闻达贼已度雁门之险，攻围代州，劫掠人畜。三边俱系要害之地，须广蓄积以备缓急。”陆矩以定州、倒马关、代州三处并称“三边”。可见，最初的“三边”并非具体特指某一固定区域，而是一般意义上某三个边镇的合称。天顺、成化以后，蒙古进入河套，并利用陕西各镇缺乏有效协同作战的缺陷，南下扰掠陕西腹地，明朝上下关于陕西境内的甘肃、宁夏、延绥（榆林）三镇协同作战的呼声和要求渐增，此三镇也因此常被合称“陕西三边”。如成化年间,陕西巡抚都御史余子俊上疏：“陕西有三边,三边之中延庆为内地。”成化十年（1474），明朝设陕西三边总制于固原，节制甘肃、宁夏、榆林三边兵马。因此，直到此时，“三边”所指才渐趋固定，成为甘肃、宁夏、榆林三镇的合称。“诸边”也是明代常用概念，所指也更加宽泛和灵活，可泛指明代所有边镇，亦可指九边中的某几个边镇。如正统三年（1438）八月，英宗命“罢陕西诸边提督收粮主事”。此处的“诸边”当指陕西的甘肃、宁夏和延绥镇。成化三年（1467）十二月，镇守辽东总兵官宣城伯卫颍上奏朝廷，称蒙古贵族毛里孩纠合朵颜三卫头目，欲举众犯辽东，明宪宗就此“敕辽东及诸边镇守总兵等官严为堤备”。此处的“诸边”除了“辽东镇”，没有具体明确所指，可能是指距离辽东镇最近之蓟镇和宣府镇，也可能泛指九边所有军镇。另一种形式是“边＋某某”结构所组成的名词，这类词语多与边疆、边防有关，如“边墙”“边卒”“边将”“边军”“边堡”“边墩”等。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在明代文献中，这类词语多达50余个。从词义理解，戍守边疆的士卒即为“边卒”，镇守边疆的将领即为“边将”，边疆地区的堡寨即为“边堡”，那么同理，修筑在边疆地区的墙体即为“边墙”。只是，“边墙”不同于普通的城墙，它修筑的目的是阻挡游牧民族南下，是军用性城墙。基于此，我们就能给“边墙”下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义，即修筑于边疆地区，以阻挡游牧民族南下为目的的连续性城墙。“边墙”相比于传统“长城”称谓而言，其含义更加形象和明了，既反映了其形态特征，又凸显了其地域特征。以往的一些学者把“边墙”称谓的出现原因归结于“长城”的坏名声，认为是明代有意避讳使用“长城”称谓，经上文考证，这一观点显然无法立足。考诸史籍，“边”字在明代军事地理概念中的频繁出现是边疆、边防问题在历史书写中的真实反映。与“边卒”“边将”“边墩”等用法一样，“边墙”称谓的使用就是源于有明一代严峻的边防危机，并由此而出现的独特历史书写形式。在现存明代文献中，“边墙”一词最早出现于宣德十年（1435）。是年七月，万全左卫百户孟礼上奏朝廷：“本卫指挥刘鹏擅拆边墙，放水灌田。指挥贾熊因而令军人出境采柴，以致贼人抢杀，请治其罪。”明代边墙的修筑始于洪武时期，但“边墙”一词却迟至明英宗继位以后才在明代官方文献中出现，这主要是因为“边墙”并不是明代对长城的唯一称谓。“长城”这一古代通用称谓在明代仍然被普遍使用，这一点在上文已有讨论。除了“长城”“边墙”称谓，明人还用其他的称谓来指称本朝所修长城，例如：守备独石指挥同知绳律领兵修边至了远墩。
阳武侯薛禄奏备边五事：……其五，西阳河、洗马林二隘口虽有烟燉，相去遥远，遇夜有寇，难以传报，宜各增置三烟燉，给与铳炮，遣人守瞭，消息易通。又缘边旧有烟燉、墙垣、壕堑多已倾颓，宜令郑亨、谭广各按分地，督兵修筑。
行在翰林院侍讲刘球言：……至于西北边境，及今无事，宜敕诸将及参赞文臣巡视，塞垣当筑者筑之，沟涧当浚者浚之，城堡烽堠当增修者皆增修之。仍勤训练、广储蓄、利器械、严守望，凡备边之事，悉令修举，以防不虞，是诚国家万万年太平之计也。
乙未，升陕西右布政使李士翱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宁夏。诏发太仓银八万四千八百两于辽东镇，修筑边垣。
这几则史料中的“边”“边垣”“塞垣”“墙垣”均指明长城。因此，完全可以这样理解：明代对长城的称谓很多，不论是“长城”还是“边墙”，都仅仅是明代长城诸多称谓中的一种。在明代的官私文献中，除了正常使用“长城”这一通用称谓，亦有“边墙”“边垣”“塞垣”“边”等诸多更具时代特征的异称。
考证明代“长城”和“边墙”称谓，有助于厘清有明一代使用这两个称谓的基本史实，更有助于理解“长城”“边墙”称谓背后的明代政治运行与历史书写。通过考证，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其一，明代并不避讳对“长城”称谓的使用。“长城”是明朝之前早已出现的通用称谓，明代仍然继续沿用这一称谓。只不过，因为特殊的政治军事形势，在“长城”称谓之外，明代又衍化出“边墙”“边垣”等时代性称谓，这些称谓在明代是同时并存的。一些学者指出的明代避讳“长城”一词，用“边墙”代替“长城”的观点缺乏历史依据。其二，“长城”一词的比喻义在有明一代被更广泛地使用。随着历史衍进，“长城”一词的含义也在不断演变。除了本义，“长城”还可比喻伟大的、可依赖的人和事物，成为伟大力量的象征，即现实的长城和精神的长城。明朝既重视现实长城在抵御蒙古等北方游牧民族时的军事屏障作用，又同样重视精神长城的舆论宣传引导作用，把精神长城的重要性提高到了与现实长城同样重要的地位。由此来看，明朝不是在有意避讳“长城”，而恰恰是在努力弘扬“长城”的精神价值。其三，严峻的边防形势是明长城被称为“边墙”的最根本原因。明代将长城称为“边墙”“边”“边垣”等，主要是由明朝严峻的边防形势造成，“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明朝的政治运行，也影响了有明一代的历史书写。“边墙”的出现与“九边”“三边”“边将”“边卫”“边隘”等概念一样，反映的是明朝独特的政治运行轨迹，是明朝边防危机映照下的独特历史记忆。
明长城是明史研究的重要议题，学界已从政治、经济、军事、建筑、民族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探讨。但是，对明代长城的称谓问题，学界始终未能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有称“长城”者，亦有称“边墙”者。对此关键问题，学界尚缺乏进一步的争论和回应，以至于对有明一代使用“长城”和“边墙”两个称谓的史实缺乏客观的认识和评价。基于此，本文将在学界前辈研究的基础上，对明代“长城”和“边墙”称谓做进一步考察。
目前，学界对明代“长城”“边墙”称谓有两种观点极为流行：一是认为明人称“边墙”而不称“长城”；二是认为明代改“长城”为“边墙”是为了避免民怨民恨。这两种观点，前者重在说明现象，后者重在分析原因。但是考诸史籍，这两种观点的客观性均值得怀疑，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以下对这两种观点做一介绍和分析。其一，关于明代称“边墙”而不称“长城”的观点。中国已经有近两千年的长城修筑史。早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就开始大规模修筑长城，并且史籍中已出现“长城”这一专用术语。战国之后，秦、汉、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唐、辽、金等朝代均修筑过长城，并将这种大致介于中原农耕地带与北方游牧地带之间的军事工程通称为“长城”。因此，长期以来，“长城”是这种军事工程的通用称谓。明朝建立后，为防御游牧民族南下，保障边防安全，历时二百余年修筑了东起辽宁虎山，西至甘肃嘉峪关的万里长城，即今天所见的明长城。对于明代所修的万里长城，明代官私文献中大量使用“边墙”一词指称。有学者据此指出，明人把这一历二百余年修筑的军事工程称为“边墙”，而不称“长城”。如明人王士性较早提出当时避讳使用“长城”的问题：“九边延袤几八千里，墩台关口，联以重墙，亦犹长城之遗而讳其名耳。”他认为明代北方九边边墙是“长城之遗”，以“边墙”名之，是为了避讳“长城”之名。清初万斯同在乐府诗《筑边墙》中言：“秦人备胡筑长城，长城一筑天下倾，至今笑齿犹未冷。岂知明人防北敌，专藉筑城为长策。不曰长城曰边墙，版筑纷纷无时息。”在万斯同看来，明人称“边墙”而不称“长城”。近代以来，这一认识愈来愈为学界和社会大众所接受。比如，作为常用工具书之一的《辞海》对“明长城”做如下解释：“明代为了防御鞑靼、瓦剌族的侵扰，自洪武至万历时，前后修筑长城达十八次，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称为‘边墙’。”《中国历史大辞典》也有相似的解释：“明代为防御鞑靼、瓦剌族的侵扰，自洪武至万历，前后经历二百多年，基本完成长城修筑工程，东起鸭绿江边虎山南麓，西抵嘉峪关，全长一万二千七百多里，称为边墙。”以上两部工具书均指出有明一代将所修长城称为“边墙”，而不提是否亦可称之为“长城”，这就给社会大众造成误解，即明人只称“边墙”而不称“长城”。此外，持此观点的现代学者亦有不少。景爱认为：“边墙的说法始于明代，边墙就是长城，是长城的另一种称谓。明长城是后人的称谓，明朝所修筑的长城，当时或称作边墙，或称作塞垣。”赖建诚亦认为：“明代称长城为‘边墙’，现代称明代所用、所筑的边墙为‘明长城’。”两位学者均认为明长城之称始于当代，而“边墙”才是明人对长城的普遍称谓。赵现海曾经谈过一件有关“长城”与“边墙”称谓的事情。其在陕西定边考察明榆林镇长城时，与当地人谈论起定边的长城，当地人说“那不是长城，那是边墙”。笔者考察长城时也曾多次遇到过类似情况。可见，在北方长城沿线，老百姓只知道“边墙”而不知道“长城”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一则因为“边墙”一称在明代使用广泛，对后世影响很大；二则因为学界长期对“长城”“边墙”称谓缺乏客观认识，将二者截然对立起来，进而影响了社会公众对明长城的理解。其二，关于明代之所以改“长城”为“边墙”是为了避免民怨民恨的观点。“边墙”称谓始于明代，但为何长城在明代被称为“边墙”，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称谓变换问题。不少学者认为长城的名声不好，容易引起百姓反感，所以明人改“长城”为“边墙”是为了避免引起民怨民恨。通过前引万斯同乐府诗《筑边墙》可知，万斯同认为秦朝的灭亡与修长城有极大的关系，秦朝修长城导致亡国的教训极深，其影响甚至波及明代。明代大规模修筑长城，将其作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持久策略，但为了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称“边墙”而不称“长城”。在万斯同看来，明代之所以改“长城”为“边墙”，是因为吸取了秦朝因筑长城而亡国的深刻教训。万斯同以精熟明代史事著称，其关于明人“不曰长城曰边墙”的观点对后世影响至深。1938年，顾颉刚、史念海的《中国疆域沿革史》出版。该书在讨论“明代九边之建置及边墙之修筑”时，分析了明长城被称为“边墙”的原因：“明人防边，九镇而外，复汲汲于边墙之建筑。边墙者何？长城是也。长城之修筑远始于春秋战国之际，嬴秦继之，乃成伟观，其城起临洮而至辽东，蜿蜒数千里，顾今日所称为长城者，已非秦氏之旧迹，而为明人之新筑。然则明人大筑长城，乃称曰边墙者，何也？盖秦皇筑长城而后万世诟之，边墙云者，避与秦皇同称也。”顾、史二先生认为“边墙”就是“长城”，之所以称“边墙”而不称“长城”是为了避免与秦始皇所修长城同称，因为秦始皇长城被后世诟病。顾、史二先生的观点被后继史家接受和继承。景爱在《中国长城史》中沿用此观点。他说：“明朝为什么忌讳长城这个说法，而把长城称作边墙或塞垣呢？这是有原因的。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劳民伤财，夺去了许多人的性命，酿成了秦末农民起义，在历史上留下了恶名、坏名，惨遭后世的唾骂。明太祖朱元璋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对民间的疾苦和民众对长城的憎恨比较了解，在其祖训中不断讲今比古，使其子孙接受历史的教训，以保证江山永固。因此，明朝廷为了避免民恨民怨，特意将长城改称边墙，改换一个不同的说法。由于明朝忌言长城，故而在明代官方文献中，见不到修长城的字样，只称修筑某某边墙或某某塞垣，这从《明史》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因为翻检《明实录》等明代官修史书，关于修长城的字样比比皆是。罗志田也持有与以上诸先生相似的观点。他认为：“长城在中国历史上也绝非一直是正面象征。相反，从汉代起，长城在中国的上层和民间文化中，都是与失道而徒恃武力的暴秦相关联的负面象征。从贾谊的《过秦论》，到汉乐府诗以及民间的孟姜女传说，无不如此。明代筑城，为趋避此恶名，乃呼为边墙。”美国学者阿瑟·沃尔德隆在《长城：从历史到神话》中也指出：“明朝廷清楚地意识到秦长城的坏名声，想方设法将其防御工事与秦长城区别开来。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他们为自己的工事启用了一个新词，即边城或边界城墙，而不再使用早期术语‘长城’。”通过举例来看，持以上观点的学者不在少数，既有明代当世亲身经历者，亦有后世史家；既有国内学者，亦有西方学者。但是，以上观点值得商榷之处依然很多。首先，在明代官私文献中，固然存在以“边墙”指代明长城的情况，但是“长城”这一通用称谓仍然在大量使用。不论是官方的皇帝诏旨谕令、大臣的奏疏应对，还是民间方志、私人文牍，均看不出明人有刻意回避使用“长城”一词的迹象。其次，如果明代把“长城”这一称谓的负面影响看得极重，以至于忌讳使用“长城”一词，那么按照明朝对公众舆论的掌控能力，必然会通过国家强制力颁布相关的政策或法令。但是截至目前，未曾发现明代官方出台过禁止或忌讳使用“长城”的相关禁令，在明代的私人文献中也未曾留下丝毫端倪，这难道不值得怀疑吗？再次，“长城”的具体含义在明代有很大程度的衍化。自古以来，“长城”就可比喻坚固、强大的力量，具有精神层面的含义，明代继承这一传统，并且更进一步。以现存明代文献观之，明代存在把“长城”神圣化、崇高化的倾向。从皇帝到普通官员士大夫，均试图给“长城”赋予更加崇高的意蕴，长城变成“伟大力量”的化身。最后，明人之所以把本朝所修的长城称为“边墙”，可能另有其因，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事实上，要考证清楚明人是否称“边墙”而不称“长城”，是否为了避免民怨民恨而改“长城”之称为“边墙”，就必须首先对明人眼中的“长城”及其意蕴进行必要的梳理和考察。明代以前，“长城”是通用称谓，到了明代，这一通用称谓仍然继续使用。因此在明代官私文献中，除了“边墙”，“长城”一词也大量出现。通过对这些文献中出现的“长城”进行考察，发现在明人眼中，“长城”的含义非常丰富，既有长城原有之本义，也有由本义衍化而来的比喻义。“长城”之本义即指作为中国古代防御游牧民族的军事工程，是一种真实的历史存在。在明代官私文献中，作为本义出现的长城，大体可分为以下四种情况。前已述及，中国的长城修筑史非常漫长，在明代以前，许多王朝都曾经修筑过长城。对于前朝所修长城，明代均以“长城”这一通用称谓称之。如宣德元年（1426）三月，太子太保、阳武侯薛禄上奏朝廷：“万全右卫城在德胜关口，地高乏水，宜徙于近城七里宣平堡，计军士三万人筑城，可一月毕工。”明宣宗谕示：“此城戍守已久，安得重劳军民。唐太宗时有请修古长城。太宗曰：‘当扫清沙漠，何用劳民远修堡障’。此役姑止。”此处的“长城”指唐代以前所修古长城。成化七年（1471）四月，巡抚陕西左副都御史马文升向朝廷奏陈榆林边防：“臣按行西路，环县城临大川，傍有高山，中有环河，即古长城旧址，宜于此筑垣墙、敌台，并修木钵古城。虏入以神铳火炮御之，可以断其咽喉。”此处的“长城”亦指明代以前所修长城。正德十三年（1518）八月，南京兵部尚书乔宇等上疏明武宗：“自古善用武者，莫如汉高祖、唐太宗。然高祖伐匈奴而围于白登，太宗伐高丽而困于鸭绿，贪兵之害如此，然犹以外言也。抑闻季氏伐颛臾而不知忧在萧墙，秦人筑长城而不知祸在望夷，本根受病，猝不可救，可不为之寒心乎？”此处的“长城”当指秦始皇所筑长城。在明代私人文献中这样的例子也很常见。如魏焕《九边考》有如下记载：战国时，天下冠带之国七，而秦、赵、燕边于夷狄。诸戎亦各分散，自有君长，莫能相一。其后义渠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灭之，始于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赵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燕破东胡，却地千里，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北平、辽东郡。秦始皇三十二年巡北边，遣蒙恬将兵三十万伐匈奴，收河南地，为四十四县，筑长城，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恬居上郡统治之。
魏焕在文中言及战国秦长城、赵长城、燕长城以及统一后的秦始皇长城，均以“长城”名之，并无刻意避讳。可见，明人仍然用“长城”指称明代之前所修筑的古长城。明长城的修筑历时二百余年，几乎与整个明代历史相始终。对于本朝所修筑的长城，明人除了将其称为“边墙”，也称之为“长城”。首先，在皇帝诏敕公文中曾用“长城”一词指称明代所修长城。如弘治十四年（1501）七月，明孝宗派遣司礼监太监李璋、工部右侍郎张达等阅视潮河川边备，其敕文曰：近该都御史洪钟奏潮河川新开功成，旧河水势分泄，可免冲决；砌城筑台，可御虏寇。又所砌墙内得地数百顷，可拨军士承种，以益边储。又于蓟州、永平、山海一带修筑长城五万余丈，堤岸三百余里，墙堡亦以百计，欲乞差官阅视加赏。今特命尔等前去功完处所，查照本官所奏……
材料中提到的“长城”乃弘治年间所修，明孝宗在敕文中直呼“长城”，并未回避。其次，明代大臣的奏疏、书信中也经常使用“长城”指称明代所修长城。如宣德九年（1434）十二月，行在户部右侍郎王佐奏：“昨户部员外郎罗通言：万全都司所辖德胜口守备官军四千六百九十余人，缘山筑长城、浚壕堑、设烽置堡、屯守兼备。”景泰六年（1455）八月，提督山海等关右副都卫御史李宾上奏：“洪武初，魏国公徐达守御永平、山海等处，筑御贼长城三十余里，及喜峰等关口俱修筑坚完，贼至不能进入，百姓赖以安居。”弘治十四年（1501）八月，六科十三道官员上疏弹劾洪钟、张达等，其言：“都御史洪钟修凿潮河川无功，妄引前尝修筑长城，冀以掩罪。而侍郎张达承命阅视，回护欺妄，请俱逮治，以为人臣不忠者之戒。”此处所指之“长城”正是上文弘治十四年七月，明孝宗派司礼监太监李璋、工部右侍郎张达等阅视之长城。万历年间，方逢时在给内阁首辅张居正的书信中亦写道：“……若犯宣府，则独石属夷与永、延之境，利当十倍。若蓟镇，则弟窃怀深惧，盖士无健卒，长城、边墩，天险虚设，车营迟钝，仅能自固，南兵出阵，徒往遗之擒。”这几则文献中提到的“长城”均为明代所修。再次，在明代所修地方志中，也用“长城”指称明代所修长城，丝毫不忌讳对“长城”一词的使用。如万历《朔方新志》即将宁夏镇长城呼为“长城”：西长城起自靖虏、芦沟界，迤北接贺兰山，山迤北接北长城，至大河。河迤而南，逾河而东，有东长城至定边界，凡周一千一百七十里。西长城四百一十一里，迤北接贺兰山。
宁夏镇长城是明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修筑时间从宣德年间一直持续到万历中期。文中将宁夏镇长城划分为西、北、东三段，分别以“西长城”“北长城”“东长城”相称。以上史例表明，明人用“长城”一词指称本朝所修长城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不论是官方的诏敕公文、奏议书牍，还是民间方志，均看不出明人刻意回避“长城”一词。所谓广义的长城，就是没有明确指出是哪一个朝代所修的长城，这种史例在明代官私文献中亦经常出现。如《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六年（1373），明朝“大军复出雁门西北，巡长城外，友德为前锋，虏闻之，绝塞而遁，追获故元平章邓孛罗帖木儿”。而私人文献如李东阳曾言：“宁夏之域，左界黄河，右臂贺兰诸山，在三边为险地。然其所统方数千里，而河曲乃居其半，则皆连山大沙，无长城钜堑之险。”再如明人王廷相曾作《行边六首》，其第二首有诗句：“长城要遮九千里，大漠横行十万师。”这几则文献中的“长城”均是广义的长城，并非具体某一个朝代所修长城。在明代文献中，大量存在以“长城”命名的地名，如长城岭、长城关、长城坡、长城山口、长城东沟等，这些地名一般都地处中国北方长城沿线及其附近区域。永乐十年（1412）八月，甘肃总兵官宋琥等奏：“永昌、凉州土鞑军民老的罕等逃叛，自长城山口出向野马川。都指挥满都、何铭等领兵追及之，铭战死，贼死伤多，老的罕等以众遁，擒获叛贼弩答儿、伯颜等男女九百余人。”宣德九年（1434）十月，山西行都司奏：“近虏寇五十余人入长城东沟，署都指挥佥事史直领兵击之，斩首十余级。”《朔方新志》载：“长城关，在花马池城北六十步，即总制王琼弃长城所筑之沟垒也。”这些地名，一部分直到今天仍然在沿用。它们均由长城的本义衍化而来，其命名与长城有着密切关系，亦可作为证明明人不避讳使用“长城”称谓的有力证据。上文已述及，明人不仅不回避“长城”一词的使用，反而赋予其更加崇高的意蕴，用长城来比喻一种伟大的力量。《辞源》对“长城”做如下解释：“秦始皇统一六国，以战国时诸侯国原有长城为基础修筑，因地形西起临洮，东达辽东，称万里长城。至明代又以秦长城为基础，修筑居庸关等处长城，西起嘉峪关，东达鸭绿江……至今大部仍然保存完好，即今长城。后亦比喻最可依赖者的人或事物。”《现代汉语词典》对“长城”的解释也大体相似。由此可见，用来比喻最可依赖的人或事物已是“长城”的基本含义之一。在古代，把“长城”含义精神化，将其比喻为一种伟大的力量，富于精神层面含义的现象早已有之。如南朝刘宋时期，江州刺史、永脩公檀道济因功高遭宋文帝猜忌，最终被杀。檀道济在临死前斥责宋文帝：“乃坏汝万里长城。”这里的“万里长城”非实际的长城，而是指保卫王朝安全的力量。此后历代多有用长城来比喻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人和事物的事例。明代继承这一传统，将长城比喻为强大的卫国力量，这一“力量”可以是有功于王朝安全的文臣武将，也可以是边防将士群体和少数民族，甚至还可以是黄河河堤。在明太祖的诸多诏敕文书中，经常用“长城”来比喻军功卓著的高级将领，以表彰其功勋或朝廷对其寄予的厚望。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常遇春攻克襄阳，明太祖命邓愈为湖广行省平章，镇守其地。明太祖赐书邓愈勉诫之，并亲授方略：我之赖汝犹长城，而汝之自视当亦不轻，稍有不如敌人，不惟边境不宁，予亦劳心矣。予之与汝，义虽君臣，恩同骨肉，所以谆谆告语者，以成事甚难，而偾事甚易。故欲汝谨法度，施惠爱，勿妄杀无罪，若有罪者亦宜详审。古之良将以仁义为先，勇略次之，汝能自勉，则边境可宁，而予无外顾之忧矣。
字里行间表露出明太祖对邓愈的殷切期望。同时，对于一些已故去的将领，明太祖也以“长城”或“万里长城”表其功绩。常遇春和徐达是明开国元勋，二人在生前被赐封公爵。洪武二年（1369），鄂国公常遇春病逝于军中，明太祖亲撰祭文祭奠。祭文中有：今朕全有中国，尔功懋焉，虽古名将未有遇之者。天下克一，朕方将定功行赏，共享太平，少副报功之意，何其未遂，遽尔云亡，曷谓柳河之川失，我长城之将丧。今南还见，语无由哀，痛切心与谁言哉？
在此，常遇春被比喻为“长城之将”，以表其卓著功勋。洪武十八年（1385）二月，魏国公徐达去世，明太祖下令辍朝，怆然不乐，谓群臣曰：朕起自徒步，大将军为朕股肱心膂，戮力行阵，东征西讨，削平群丑，克济大勋。今边胡未殄，朕方倚任为万里长城之寄，而太阴屡犯上将，朕不意遽殒其命，一旦至此大故，天何夺吾良将之速。朕夜来竟夕不寐，欷歔流涕，思尽心国家，为社稷之重，安得复有斯人。今欲有以报之，无所用其情耳。但著其勋烈，宣于金石，永垂不朽，使后世知斯人为开国之元勋也。
邓愈、常遇春、徐达均是明代的开国元勋，明太祖以“长城”或“万里长城”相比喻，既有生前之勉励，亦有身后之表彰。可见明太祖并不避讳对“长城”的使用，反而赋予“长城”更加崇高的意蕴，实开有明一代用“长城”比喻有功之臣的先例。如果明代忌讳对“长城”的使用，那么在明太祖的诏敕文书中是断然不会出现“长城”一词的，更不会以“长城”来比喻开国功臣。有了明太祖的先例，明代朝臣也在奏疏、书信中将军中将领比喻为“长城”，以此表示其功劳卓著。弘治十三年（1500）二月，监察御史刘烈上疏言事，主张慎选良将，其言：“良将之于国家，有可以为万里长城者，有可以系天下安危者，必广求博取，冀得若人而用之，庶几有备无患。”天启初年，明廷欲治毛文龙之罪，而户科给事中陈良训上疏为毛文龙辩护：“年来东奴、西虏种种鸱张，此皇上食不甘味之事，而臣子共相儆惕之日也。弗言远略，先循实事。夫今日所恃海外长城者，非毛文龙乎？”天启六年（1626）闰六月，兵部尚书王永光言：“……至督师（指袁崇焕）威望素著，人方以为长城，断断不可听其优游……”而张居正也曾在书信中以“上谷得公，隐然如长城”之语称颂宣大总督吴兑治边之功。吴兑、毛文龙、袁崇焕均是明朝中后期的边防重臣，将他们比喻为“长城”意在表达朝廷对其才干功劳的认可和重视。又如，前引《明实录》所载明太祖表彰徐达之语在明人陈建所撰《皇明通纪》中亦有记载，两者之间略有个别字句之差异，然而有关“今边胡未殄，朕方倚任为万里长城之寄”一句，两者完全相同。陈建生活于弘治末至隆庆初年，曾任江西临江府学教授、山东阳信知县等官职，也曾受聘为乡试考官，对明代的律令法典自然十分熟悉。如果朝廷避讳“长城”，陈建不会明知故犯，有意碰触忌讳，在著述中出现“万里长城”之语。以上几则史料证明，不仅皇帝可将将领比喻为“长城”，大臣在奏疏、著述中亦可如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触犯任何禁忌。除了用长城比喻军中高级将领，明人还用“长城”比喻普通的戍边将士群体，意在阐释其在捍卫边防时的重要作用。成化十九年（1483）十一月，巡抚山西右佥都御史边镛向朝廷上奏山西军务，建议朝廷如大同之制，设立代州总兵，以便于策应大同、偏头、宁武等处，保山西无虞，但这一建议被兵部否决。明宪宗也不同意在代州再设总兵，认为“将得其人，虽一旅足为万里之长城。非其人，虽重兵不足为北门之锁钥”。弘治十四年（1501）正月，吏部右侍郎王鏊上“御虏八事”，在言及九边军镇军权分散、相互掣肘的现状时，提出“重主将”的主张，建议朝廷起用秦纮，令其总制大同、榆林、宣府等处军务。其言：闻致仕南京户部尚书秦纮谙练边务，素有威望，又尝巡抚前项地方，边人至今思之，虽老尚可用也。陛下如不以臣言为然，即请下廷议。如众以为可，乞依祖宗时用王翱、马昂故事，起取本官，加以总制之名。沿边诸将悉听节制，庶事权归一，无或沮挠，命出则出，命止则止。大同有急，宣府不得不援；延绥有急，大同不得不赴。号令严肃，声势增重，隐然有万里长城之势矣。
在此，戍边将士被比喻为万里长城，以表达边防将士在保卫明朝边防安全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及朝廷对边防将士之倚重。在明代文献中，将少数民族比喻为“长城”的事例并不多见。万历十二年（1584）九月，云南巡抚刘世曾上奏朝廷：“诸夷舍目向为莽胁者，一旦反正，并力拒莽，颇多俘斩，不烦征调坐派，十万之众，作我长城。宜破常格升赏。”此处“诸夷”是指明代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万历十年（1582）冬，江西商人岳凤诱缅甸部落首领莽瑞体、莽应里父子犯云南，当地土舍土目多有胁从者。云南巡抚刘世曾命刘、邓子龙等数次率兵出击，击败缅兵，平定云南，“自是，蛮人先附缅者，多来附”。先前投靠缅甸的沿边民族又重新归附明朝，这是明朝能够迅速平定云南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刘世曾在奏疏中将云南边疆民族比喻为保障明朝边防安全的“长城”。虽然有明一代的民族观受时代影响，有其局限性，但从此则史料亦可看出明朝对西南边疆安全的重视，及其对边疆民族在维护国家边疆安全方面所起作用的认可。宦官专权是明史学界探讨较多的问题。虽然明代曾出现王振、汪直、刘瑾等影响较大的宦官，但明代宦官所专之权却完全出自皇权，是皇权的派生物。明代的宦官只有在皇帝许可或默认的情况下方可假借皇权而柄政，宦官专权之时即是皇帝对宦官最器重、最信任之时。因此，从皇帝对宦官的评语中可以窥见明代皇帝与宦官关系的紧密程度。目前所见资料，在明代诸帝中，以诏敕形式称颂宦官功绩，比喻其为“长城”者，仅明熹宗一位。天启七年（1627）七月，镇守辽东太监纪用疏叙“锦州之捷”功，明熹宗复旨：锦州之捷，雪耻除凶，十年仅见，朕心嘉悦。厂臣魏忠贤贯日精诚，补天经济。彻桑筹箸帷幄，刻刻关心；军实边需接济,源源凑手。功贤十万，身作长城，允为功宗，堪藏盟府，朕所洞鉴。宜有特恩，着该部照依宁晋伯事例，速议具奏，以彰朕酬眷元臣至意。
“锦州之捷”实辽东前线主帅袁崇焕调度指挥得当，全体将士奋勇拼杀之功，与厂臣魏忠贤并无多大关系。战后叙功，袁崇焕虽有首功，却因其“素不为魏忠贤所喜”，遭魏忠贤党羽弹劾，不得封赏，告假回籍。明熹宗在谕旨中表彰魏忠贤“筹箸帷幄”之功，将其比喻为“长城”，这在明代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由此亦可见明熹宗对魏忠贤之信任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潘季驯是明朝治河功臣。万历年间，潘季驯因请求朝廷宥释张居正之母而为御史李植所参，被削职为民。万历十三年（1585）七月，御史李栋上疏为潘季驯鸣冤，其言：“臣栋行部淮安，闻隆庆间河决崔镇，运道为梗，七八年民居既宅，河水安流，修筑十万五千余丈，经营一千三百余里，两河之岸屹如长城，咸曰此潘尚书功也。”此处，将黄河河堤喻为长城，以示其坚固。综上所述，从明代官私文献中有关长城的记载可见，明人对“长城”一词的使用仍相当普遍。在明代，不论是古长城，还是当朝所修长城，均可被称为“长城”，并由此衍化出众多与长城有关的地名。从明人将开国功臣、守边将士、边疆民族、宦官以及黄河河堤等比喻为长城的诸多史实来看，“长城”含义的衍化趋势非常明显，其比喻义得到更广泛使用，“长城”被赋予更加崇高的意蕴。以此观之，明人对长城的评价仍然以正面、积极评价为主，而并非有意“趋避此恶名”。正是由于上自皇帝、官僚士大夫，下至普通百姓对长城功能和价值的普遍认可，才使得明代能够持续二百余年修筑长城。当然，必须要指出的是，明长城是一项规模浩大的工程，耗时长、耗费大，增加百姓负担在所难免，因此在有明一代也不断出现反对修筑长城的声音。如嘉靖年间兵部尚书刘焘就曾言：“殊不知，长城之设，古为无策，其在今日何以谓之有策乎？是以修筑益急，而患虏日炽；钱粮益耗，而士马益疲。”刘焘在巡视陕西三边长城之后，虽然质疑明代所修长城的御敌效果，但他本人在行文中也照样直呼“长城”，并不避讳使用“长城”称谓。用“边墙”指称长城的现象始于明代，明代之前，并无“边墙”之称。明代称本朝所修长城为“边墙”，主要与有明一代严峻的边防形势有关。与历史上诸多王朝由北取南不同，明太祖从江南起兵，由南至北而定天下，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明将徐达攻克大都前夕，元顺帝携诸王和后妃逃离大都，退居塞外，并保存了与明朝继续抗衡的实力。退居塞外后，蒙古各部势力分分合合，争斗不已，进一步削弱了自身力量，没有能力倾全蒙古之力大规模南下争夺中原，但是这并不能说明蒙古贵族就此完全放弃了恢复中原统治的愿望。正如明人沈一贯所言：“本朝天下原取之虏，虏之怨心，无日无之。”蒙古各部一旦实现统一或局部统一，就会表现出南下中原的强烈愿望，“故终明之世，边防极重，而为朝野上下所共忧虑者也”。从这个层面来看，“边”在有明一代占据着独特地位。北部游牧民族，尤其是蒙古贵族势力的存在严重威胁着明朝的边防安全，因此边防问题在明代一直居于优先地位。明朝统治者认为：“今天下之事，惟夷狄为大，而夷狄之害，惟北虏为最。”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深刻影响着有明一代的政治运行。蒙古的军事威胁是明太祖建国后面临的最严重的安全问题，也是明太祖试图要优先解决的问题，故“高皇帝忧在漠北，意未始一日释也”。明太祖认为：“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明太祖先后分封秦王、晋王、燕王、辽王、宁王、代王、谷王、庆王、肃王等九王于北方重要军事要塞。“此九王者，皆塞王也，莫不傅险，控要害。佐以元侯宿将，权崇制命，势匹抚军。肃清沙漠，垒帐相望。”明太祖所行分封在其死后不久即引起萧墙之祸，天下重入纷乱，即使这样仍然有人坚定地支持明太祖当初的做法。如明人王锜认为：汉高祖既为天子，大封同姓，枝大于干，驯致七国之变。然中兴之业，卒赖后系。唐之兴也，子弟皆有封爵，建宅以居京师，惟食其禄而已，国家缓急无所系焉。降而至宋，宗室之封，必自遥授小官，渐进侯王，除拜之烦，盖无虚日。其邸第散处两京，故有南西内外班之分。历年既久，仅同民庶。后遭金虏之患，无一人操尺寸兵以起者，此皆由封建不得其制也。我太祖受命之初，首立藩辅，诸子自胜衣已上，皆册立为真王，其国皆处要冲之地。制度仪从，不侈不俭，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上无所专，下无所扰，圣子神孙，将遍天下。真万世之良规也。
天下初定，蒙古压境，政局不稳，明太祖一方面需要具有军事才能的将领镇戍边疆，但另一方面文官孱弱，武将强横，文武力量失衡使他对武将不能完全信任。而分封诸子为藩王则既能保证必要的战斗力，又能节制武将，以“广磐石之安”，有效解决明初面临的困局。因此，分封九大塞王是明太祖权衡利弊之后做出的最有利于明朝统治安全的选择。这也是为何纵然引起萧墙之乱，仍然有人对明太祖封王之举深表赞同的原因。后世学者常以“靖难之役”为柄，批评明太祖的分藩政策，认为此举引起了明朝内乱。然而持此观点者忽略了明初面临的严峻形势，忽略了蒙古压境的客观事实。明朝初建，立国未稳，明太祖考虑的首先是朱氏政权不被颠覆。“藩王守边”虽因局限性注定不可持久，但其在明初立国未稳的特殊时期所起的作用仍然无可替代。迁都北京与“天子守边”是明成祖对其父“藩王守边”策略的更进一步。明太祖虽以南京为都，但他对建都南京并不满意，其根本原因是南京过于偏安东南，不利于明朝加强对北方的军事防御和控制，故明太祖亦曾考虑迁都北方。然洪武二十五年（1392），太子朱标的英年早逝，使明太祖暂时放弃了迁都的想法。明成祖即位后，继续筹划迁都之事。明成祖迁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抗击蒙古无疑是其考虑迁都的最重要原因。对此，顾祖禹称：太宗靖难之勋既集，切切焉为北顾之虑，建行都于燕，因而整戈秣马，四征弗庭，亦势所不得已也。銮舆巡幸，劳费实繁，易世而后，不复南幸，此建都所以在燕也。
永乐十八年（1420）年底，北京宫殿建成，明成祖下诏迁都，从来年正月初一起，以北京为新都。迁都北京对明朝意义重大，其间虽因营建工程浩大而耗费甚多，甚至激起民变，但从长远来看，此举对明朝应对边防危机，延续国祚产生了重大影响。明人丘濬对成祖迁都一事曾有过非常中肯的评价：
仰惟我高皇帝定鼎金陵，天下万世之大利也；文皇帝迁都金台，天下万世之大势也。盖天下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戎马盛于西北而金台为其枢，并建两京所以宅中图治，足食足兵，据形势之要而为四方之极者也。用东南之财赋，统西北之戎马，无敌于天下矣。
自古建立都邑，率在北土，盖不止我朝，而我朝近胡为甚。且如汉袭秦旧都关中，匈奴入寇，烽火辄至甘泉。唐袭隋旧亦都关中，吐蕃入寇，辄至渭桥。宋袭周旧都汴，西无灵夏，北无燕云，其去元为远，唐契丹界直浃旬耳。景德之役，亦辄至澶渊。三治朝幅员盖广矣，而定都若此者何？制胡便也。我朝定鼎燕京，东北去辽阳尚可数日，去渔阳百里耳。西北去云中尚可数日，去上谷亦仅倍渔阳耳。近敌甚，则常时封殖者尤勤。常时封殖，则一日规画措置也尤亟。是故去虏之近，制虏之便，莫有如今日者也。
我朝建都燕京，据六合之上游，倚万山之重险，资东南之财赋，恃西北之戎马，密迩虏巢，乃圣天子自将以守边也，较之汉、唐都关中，宋都河南者，其势自有不同。
明成祖迁都北京“乃圣天子自将以守边也”，开启了明代“天子守边”的历史。北京位于明蒙军事对抗的前沿，建都于此虽然增加了首都的危险性，但是有利于集中兵力保卫北方，提高军事效率。正如明史专家吴晗所指出：“假如成祖当时不迁都北京，自以身当敌冲，也许在前两次蒙古人入犯时，黄河以北已不可守，宋人南渡之祸，又要重演一次了。”明代有二百多年的长城修筑史，从洪武至万历，几乎从未停止修筑长城。明朝的北方有着漫长的边防线，蒙古骑兵南下严重威胁其国防安全，而明朝又无能力消灭蒙古势力，只能采取“固守封疆”，筑边以守的策略，这是明代大修长城的最根本原因。因此，明朝君臣对修筑长城极其重视，如明成祖曾对大臣言：“修边，国之重务，其军政不可不肃。”明人魏焕也认为“镇戍莫急于边墙”。虽然明代当时及其后世均有诸多对长城的非议，但修长城是明朝统治者在全面分析明蒙双方军事形势之后采取的代价最小、成效最高的措施。不论是“藩王守边”“天子守边”，还是修筑长城，都说明明朝的政治运行受边防问题的影响很深。边防危机不仅影响了明朝的政治运行，而且影响了明朝的历史书写。“边”成为明朝历史书写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大量以“边”命名的边防史地著作和军事地理概念出现，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在边防危机的影响下，明代士大夫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和研究本朝的边防、边疆问题。尤其在嘉靖以后，蒙古右翼鄂尔多斯、土默特等部雄踞塞外，明代边防危机更加严峻。正如时任兵部尚书郭乾所言：“九塞诸虏，俺答最雄。自上谷至甘凉，穹庐万里，东服土迷，西制吉丙。先年以谢绝致愤，遂致骀籍诸边三十余年，中原苦不支矣。”受边防危机影响，朝野上下掀起了谈兵论兵之风。如嘉靖时人许论“好谈兵。幼从父历边境，尽知阨塞险易，因著《九边图论》上之。帝喜，颁边臣议行，自是以知兵闻”。又如郑晓在嘉靖初任兵部职方主事时，“日披故牍，尽知天下阨塞，士马虚实强弱之数。尚书金献民属撰《九边图志》，人争传写之”。这一谈兵之风一直持续到明末。钱谦益曾回忆晚明士人聚谈边事的情景：“余在长安，东事方殷，海内士大夫自负才略，好谭兵事者，往往集余邸中，相与清夜置酒，明灯促坐，扼腕奋臂，谈犁庭扫穴之举。而其人多用兵事显，拥高牙，捧赐剑，登坛而仗钺者多矣。”因此，在明代中后期，一大批以“边”命名的边防史地著作相继问世。近代学者王庸认为：“元亡明兴，蒙古人被逐至朔漠，常思南下以逞，故当时对于北方边务，特为重视；而此类图籍之多，遂亦远越前代。”除上文提到许论著《九边图论》和郑晓著《九边图志》，尚有近百种以“边”命名的边防史地著作，均以关注陆地边疆问题为主。此外，尚有一些以探讨海疆问题的著作也以“边”为书名，如钱邦彦著《沿海七边图》、郭仁著《两浙海边图》、周伦著《浙东海边图》等。这些著作均以考察和议论明代边防问题为核心内容，既体现了明代中后期官僚士大夫的经世致用精神，也体现了边防危机对明朝历史书写的巨大影响。在明代边防危机及其以“边”为中心的政治运行模式影响下，明代出现大量以“边”命名的军事地理概念。这类概念大体可分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某某＋边”结构，如“九边”“三边”“诸边”等。“九边”防御体系是明朝防御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的核心体系。该体系东起辽东，西至甘肃，在漫长边防线上先后建立起辽东、蓟镇、宣府、山西、大同、延绥、宁夏、甘肃、固原等九个军事重镇。“九边”一词最早出现于正德十六年（1521）。之后，此概念一直为明人广泛接受和使用。“三边”的使用亦比较广泛。“三边”一词最早出现于正统四年（1439）。是年五月，巡抚河南、山西兵部右侍郎于谦奏：“今山西岁运大同、宣府、偏头关三边税粮，共一百五十五万二千七百石有奇……”于谦将大同、宣府、偏头关合称“三边”，这是明代最早出现“三边”一词。此后景泰元年（1450）五月，镇守真定右佥都御史陆矩上奏朝廷：“定州并倒马关旧路岭军马屯聚，动以万计，所积粮储不给。况闻达贼已度雁门之险，攻围代州，劫掠人畜。三边俱系要害之地，须广蓄积以备缓急。”陆矩以定州、倒马关、代州三处并称“三边”。可见，最初的“三边”并非具体特指某一固定区域，而是一般意义上某三个边镇的合称。天顺、成化以后，蒙古进入河套，并利用陕西各镇缺乏有效协同作战的缺陷，南下扰掠陕西腹地，明朝上下关于陕西境内的甘肃、宁夏、延绥（榆林）三镇协同作战的呼声和要求渐增，此三镇也因此常被合称“陕西三边”。如成化年间,陕西巡抚都御史余子俊上疏：“陕西有三边,三边之中延庆为内地。”成化十年（1474），明朝设陕西三边总制于固原，节制甘肃、宁夏、榆林三边兵马。因此，直到此时，“三边”所指才渐趋固定，成为甘肃、宁夏、榆林三镇的合称。“诸边”也是明代常用概念，所指也更加宽泛和灵活，可泛指明代所有边镇，亦可指九边中的某几个边镇。如正统三年（1438）八月，英宗命“罢陕西诸边提督收粮主事”。此处的“诸边”当指陕西的甘肃、宁夏和延绥镇。成化三年（1467）十二月，镇守辽东总兵官宣城伯卫颍上奏朝廷，称蒙古贵族毛里孩纠合朵颜三卫头目，欲举众犯辽东，明宪宗就此“敕辽东及诸边镇守总兵等官严为堤备”。此处的“诸边”除了“辽东镇”，没有具体明确所指，可能是指距离辽东镇最近之蓟镇和宣府镇，也可能泛指九边所有军镇。另一种形式是“边＋某某”结构所组成的名词，这类词语多与边疆、边防有关，如“边墙”“边卒”“边将”“边军”“边堡”“边墩”等。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在明代文献中，这类词语多达50余个。从词义理解，戍守边疆的士卒即为“边卒”，镇守边疆的将领即为“边将”，边疆地区的堡寨即为“边堡”，那么同理，修筑在边疆地区的墙体即为“边墙”。只是，“边墙”不同于普通的城墙，它修筑的目的是阻挡游牧民族南下，是军用性城墙。基于此，我们就能给“边墙”下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义，即修筑于边疆地区，以阻挡游牧民族南下为目的的连续性城墙。“边墙”相比于传统“长城”称谓而言，其含义更加形象和明了，既反映了其形态特征，又凸显了其地域特征。以往的一些学者把“边墙”称谓的出现原因归结于“长城”的坏名声，认为是明代有意避讳使用“长城”称谓，经上文考证，这一观点显然无法立足。考诸史籍，“边”字在明代军事地理概念中的频繁出现是边疆、边防问题在历史书写中的真实反映。与“边卒”“边将”“边墩”等用法一样，“边墙”称谓的使用就是源于有明一代严峻的边防危机，并由此而出现的独特历史书写形式。在现存明代文献中，“边墙”一词最早出现于宣德十年（1435）。是年七月，万全左卫百户孟礼上奏朝廷：“本卫指挥刘鹏擅拆边墙，放水灌田。指挥贾熊因而令军人出境采柴，以致贼人抢杀，请治其罪。”明代边墙的修筑始于洪武时期，但“边墙”一词却迟至明英宗继位以后才在明代官方文献中出现，这主要是因为“边墙”并不是明代对长城的唯一称谓。“长城”这一古代通用称谓在明代仍然被普遍使用，这一点在上文已有讨论。除了“长城”“边墙”称谓，明人还用其他的称谓来指称本朝所修长城，例如：守备独石指挥同知绳律领兵修边至了远墩。
阳武侯薛禄奏备边五事：……其五，西阳河、洗马林二隘口虽有烟燉，相去遥远，遇夜有寇，难以传报，宜各增置三烟燉，给与铳炮，遣人守瞭，消息易通。又缘边旧有烟燉、墙垣、壕堑多已倾颓，宜令郑亨、谭广各按分地，督兵修筑。
行在翰林院侍讲刘球言：……至于西北边境，及今无事，宜敕诸将及参赞文臣巡视，塞垣当筑者筑之，沟涧当浚者浚之，城堡烽堠当增修者皆增修之。仍勤训练、广储蓄、利器械、严守望，凡备边之事，悉令修举，以防不虞，是诚国家万万年太平之计也。
乙未，升陕西右布政使李士翱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宁夏。诏发太仓银八万四千八百两于辽东镇，修筑边垣。
这几则史料中的“边”“边垣”“塞垣”“墙垣”均指明长城。因此，完全可以这样理解：明代对长城的称谓很多，不论是“长城”还是“边墙”，都仅仅是明代长城诸多称谓中的一种。在明代的官私文献中，除了正常使用“长城”这一通用称谓，亦有“边墙”“边垣”“塞垣”“边”等诸多更具时代特征的异称。
考证明代“长城”和“边墙”称谓，有助于厘清有明一代使用这两个称谓的基本史实，更有助于理解“长城”“边墙”称谓背后的明代政治运行与历史书写。通过考证，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其一，明代并不避讳对“长城”称谓的使用。“长城”是明朝之前早已出现的通用称谓，明代仍然继续沿用这一称谓。只不过，因为特殊的政治军事形势，在“长城”称谓之外，明代又衍化出“边墙”“边垣”等时代性称谓，这些称谓在明代是同时并存的。一些学者指出的明代避讳“长城”一词，用“边墙”代替“长城”的观点缺乏历史依据。其二，“长城”一词的比喻义在有明一代被更广泛地使用。随着历史衍进，“长城”一词的含义也在不断演变。除了本义，“长城”还可比喻伟大的、可依赖的人和事物，成为伟大力量的象征，即现实的长城和精神的长城。明朝既重视现实长城在抵御蒙古等北方游牧民族时的军事屏障作用，又同样重视精神长城的舆论宣传引导作用，把精神长城的重要性提高到了与现实长城同样重要的地位。由此来看，明朝不是在有意避讳“长城”，而恰恰是在努力弘扬“长城”的精神价值。其三，严峻的边防形势是明长城被称为“边墙”的最根本原因。明代将长城称为“边墙”“边”“边垣”等，主要是由明朝严峻的边防形势造成，“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明朝的政治运行，也影响了有明一代的历史书写。“边墙”的出现与“九边”“三边”“边将”“边卫”“边隘”等概念一样，反映的是明朝独特的政治运行轨迹，是明朝边防危机映照下的独特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