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君臣大义”推测，洪刍原文可能探讨了陶渊明的“出处”问题，涉及儒家价值观。然而，洪刍“才而傲”的性格和对诗艺、焚香的热爱显示了他的文人特质。因此，怀疑他在撰写祠堂记时不太可能全文只展现道学面孔。推测原文不仅涉及儒家伦理，还融入了文人情怀。但洪刍失节事件后，其文人品格受到质疑，这与“文人无行”的命题相呼应，可能是朱熹对其祠堂记持保留态度的原因。
在朱熹看来，陶渊明一切品格特质，都来自儒家的“大伦大法”，即所谓“是以大者既立，而后节概之高，语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在他的认知中，一为文人，便无足观，又遑论奉祀其文人人格了。所以，作者以儒家的价值体系观照祠堂记时，可能会倾向于淡化陶渊明作为文人的文化人格。如在淳佑四年傅实之所写的《重修陶靖节祠记》中，文章以向准备主持重修陶祠的知县宗室赵与揣提出问题作为开端：“今之称靖节先生，以文欤？诗欤？政事欤？以《归去来》之词欤？抑以彭泽令之高致，千载未易及欤？是其说皆似也，而未知所以然也。”这里，傅实之的意图是向官员明确奉祀陶渊明的目的，从而论证建立祠堂的合法性。在确认官员希望推崇“耕莘乐道”和“圣清圣和”的政治理念后，他在撰文时，避免了过分强调陶渊明的文人形象。因此，记文所传达的祠堂观念与意义，也与一般的文人祠祀有所区别。
实际上，自宋代以后，这种现象一直存在。例如，对比明人言芳的《陶靖节祠记》和葛寅亮的《建陶白祠记》，可以发现不同的祠祀立场，就体现在文章的身份塑造差异中。前者强调圣人之道能够“扶起沮溺”，进而宣称陶渊明“不幸生于圣人千百载之后，徒想望圣人于寤寐之间，形于诗咏”，以此突出儒家传统对他的影响。这是因为祠堂设立于县学宫，旨在发挥教化作用。而后者在文中则设想合祀陶渊明和白居易的场景，如“令两公生同时，陶吹埙，白且吹篪”。这种文人意趣浓厚的描写，源于文人情怀驱动的合祀祠堂修建，旨在重现“陶白两公品超千古，而皆寄迹匡山”的文化景观。
通过对陶渊明相关祠堂记的分析，我们了解到祠堂记是如何通过塑造奉祀对象的身份，来展现祠堂设置和祠祀活动的立场。进一步，探究这些祠堂记中的身份书写，可以从文章的主旨出发，还原祠堂的原始功能和意义。例如，清人鲁之裕的《山谷书院名贤祠记》，就以提倡教化的态度阐释奉祀黄庭坚的意义，在文中强调“国家之有祀典也，所以报前休，而风后轨也，食厥德，安厥庇，而弗馨香于厥俎”。而如清人谢启昆的《重修庆远黄山谷先生祠记》。他在“校刻任、史所注山谷集”时，深受范寥与黄庭坚之间文字知己的厚谊所感，因此在记文中以“气谊之感召，精神之依结”，褒赞二人的交往与唱和。对比可见，文人祠堂记书写与一般贤人崇祀，有着不同的着眼点。事实上，祠堂记不仅是证明古代文人祠祀在先贤祠祀传统中具有特殊性的证据，还集中体现了士人群体对“文人”的共同心理和命运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