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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来顺｜守边、扩边、忆边：20世纪德国边疆史研究

2024-05-19

邢来顺｜守边、扩边、忆边：20世纪德国边疆史研究

摘　要：20世纪欧洲地缘政治格局以两次世界大战为节点，出现剧烈变化。与此对应，德国边疆史研究也数度出现学术转向。魏玛时期，边疆史研究引入基于“民族”视角的“德意志民族和文化土地”概念，表现为反对战胜国分割德国领土的学术守边；第三帝国时期，引入更具弹性的多维“边疆空间”概念，为希特勒对外扩张提供学术支持，呈现为狂热学术扩边；二战后，则引入基于文化、经济等指向的“地理空间”概念，在呼应欧洲统一与合作的同时，表达对已失去的德意志边疆的忆念。整体上看，20世纪德国边疆史研究具有明确的民族和文化边疆诉求、强烈政治关切，以及服务于民族和国家利益之取向，既受欧洲地缘政治等客观因素影响，也有植根于“民族共同体”思想和文化民族主义的主观意识发挥作用。

关键词：魏玛德国第三帝国边疆史德意志民族地理空间

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形成和巩固进程中，边疆意识、边疆认知和边疆治理等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位置。与此同时，无论是考察边疆意识形塑、边疆认知建构还是边疆治理成效，都离不开历史层面。其中，地处中欧的德国，受独特历史、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对边疆史研究尤为重视，形成发达的现代边疆史学。特别是20世纪德国边疆史研究，受激于欧洲地缘政治格局剧烈变化，出现数度转向，勾勒出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乃至有些令人唏嘘的学术风景。

德国学界对边疆的关切始于19世纪初。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由于国家长期分裂且与周边邻国战争频仍，“不断变动”一度成为德国疆界显著特征，以至于大文豪歌德发出“德国在哪儿”之问。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唤醒了德国人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德意志学界才开始关注边疆问题。1815年爱国诗人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首次提出“莱茵马克”（Rheinische Mark）是德国西部边疆。此后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莱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引入“西部马克”（Westmark）概念，将西部边疆“推进”到莱茵河西岸阿尔萨斯—洛林。

德意志帝国时期，德国边疆史研究真正启动。1871年普鲁士通过王朝战争建立统一而强大的德意志帝国，时任宰相俾斯麦为消除欧洲各国的恐惧，宣布德国在领土方面已经“满足”。但许多德国学者认为，新帝国是建立于排除另一德意志大邦奥地利之上的“小德国”，仅容纳“7/10欧洲德意志同胞”，算不上完美意义上的统一民族国家。有鉴于此，德国学界力图通过学术垦边方式弥补“小德意志方案”缺憾，实现国家边疆与“民族边疆”（Volksgrenze）的契合，在学术上坚守德意志民族的“土地和文化空间”，推出一批基于一维“语言边疆”（Sprachgrenze）范式的边疆史研究成果。此类成果着眼于域外德语区域和处于斯拉夫人、马扎尔人、意大利人包围中的德语岛（deutsche Sprachinseln）研究，在具有共同血缘、历史和文化的德意志民族共同体边疆视域下，从历史和文化层面标注这些地区的德意志归属，呈现文化民族主义的跨国垦边取向。不过，此时的德国边疆史研究只是针对“小德意志方案”缺憾的学术修正。

进入20世纪，欧洲地缘政治格局以两次世界大战为节点，出现剧烈变化，德国疆域也出现潮水般进退。德国边疆史研究相应出现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执着学术守边、第三帝国时期的狂热学术扩边，到联邦德国时期的柔性学术忆边等转向。各时期的边疆史研究致力于建构有利于德意志“民族”（Volk）的学术话语，追求民族利益最大化，勾勒出一幅从波澜壮阔到小桥流水般的“学术边界斗争”之动态历史画卷。

或许是历史学家更喜欢关注激烈变动的事态，对20世纪德国边疆史研究，德国以至国际史学界的关注点集中于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时期，主要涉及三方面。一是基于“民族”视角的魏玛共和国边疆史研究。维利·欧伯克罗姆从民族史（Volksgeschichte）角度详细考察，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出现的跨学科“民族史”，有别于新兰克学派政治和外交史优先的历史主义传统，它拒绝把国家作为历史学的范畴，而把“民族”作为研究目标，进而实现“民族的意识形态化”。

二是基于史家与纳粹对外扩张互动视角的第三帝国边疆史研究。卡伦·舍恩魏尔德对此作了系统分析，认为德国学界“非理性的”“跨越疆界的诉求”包括“东部扩张”、西部“民族边界”和“民族特性斗争”，以及对“大德意志民族帝国”（Das Großdeutsche Volksreich）的追求等，都是因应纳粹对外扩张政策需要而提出的。米夏埃尔·法尔布施和英戈·哈尔等学者从历史与政治互动角度考察，也得出类似结论。

三是对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时期“西部研究”（Westforschung）和“东部研究”（Ostforschung）的学术史考察。其中，“东部研究”为关注重点，代表学者有英戈·哈尔、英国史学家迈克尔·伯利（Michael Burleigh）等。他们聚焦德国学界“民族和文化土地研究的崛起”，以及新“民族史”范式下服务于纳粹夺取“生存空间”的“斗争学术”之发展，凸显以学术服务于向东扩张的取向。关于“西部研究”，彼得·舍特勒、布克哈德·迪茨、汉斯·德克斯等几乎一致指出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时期相关研究的“民族史”和“跨学科”特征，特别是政治上“服务于德国扩张的努力”和为德国“兼并领土合法化”辩护的取向。

至于战后德国边疆史研究，或许德国学界没有了往日边疆史研究的激情，以及对曾经的德意志边疆之“隐性”民族和文化诉求等特点，国际学界尚未明确关注。而国内学界迄今几乎没有关于20世纪德国边疆史研究的成果推出。笔者不揣浅陃，拟在考察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和联邦德国边疆史研究的基础上，探讨20世纪德国边疆史研究的动因、目标和特点，呈现其民族和文化边疆取向，以及关切现实政治的倾向，同时剖析不同研究范式对达成相关学术目标的意义。

一、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学术守边

如果说德意志帝国学界的跨国“垦边”，是对“小德意志”统一方案缺憾的学术修正，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边疆史研究则具有捍卫德意志土地和人民的鲜明学术守边色彩。

1918年11月，曾经雄视欧陆的德意志帝国在一战中战败垮台，后继的魏玛共和国被迫于次年6月签订《凡尔赛和约》。欧洲格局发生根本性转变。德国不仅成为战争罪责承担者，支付巨额赔款，边界也出现“可怕的民族和国家层面的收缩”，大片领土落入他国。1919—1923年，战胜国通过《凡尔赛和约》以及民族自决、历史权利等原则，夺走德国战前领土的13%和总人口的10%。不仅如此，《凡尔赛和约》还明确规定：禁止德国与奥地利合并，莱茵河右岸大片地区由协约国占领，萨尔地区由国际联盟托管。由此，成千上万德意志人或失去祖国，或逃离故土。1923年，诗人希尔达·哈迪纳-柯尼希斯莱特（Hilda Hadina-Königsreiter）写下一首极其感伤的诗，描述同胞的悲惨境遇：

这是一首苦难的哀歌/一首风中飘过的苦难的吟曲/家园已经沦丧/你成了无家可归的弃儿。

面对战胜国的掠夺和打压，德国上下一片反对之声，史学界明确表达对《凡尔赛和约》的强烈不满。历史学家、政治家汉斯·戴尔布吕克等毫不掩饰地表达不满和愤怒，“签署《凡尔赛和约》这一天是德国最屈辱的日子”，德意志“民族土地遭到肢解”，德国成了遭受战胜国压榨的“经济奴隶”，德意志民族被贴上“文化民族中的罪犯民族”标签。在此情形下，唯有以笔为刀枪，“守护好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祖国”。海德堡大学一些著名教授还发起成立“域外德意志人联合会”，公开谴责法国抢夺“帝国直属领地”阿尔萨斯—洛林和驱离该地区的德意志人。

诚然，德国史学界很清楚，面对战胜国对本国领土的掠夺，仅停留于不满和谴责层面远远不够，必须以学术为武器，为德国在领土方面受到的不公处置发起强烈抗争，在历史和文化层面固化被割占地区的德意志归属。海德堡大学历史学家赫尔曼·翁肯（Hermann Oncken）等发起成立“莱茵兰委员会”等各类组织，维护普法尔茨、萨尔以及萨尔河与摩泽尔河之间地带的德意志“文化属性”，同时以“德意志的莱茵河”为主题，举办“祖国研究”系列讲座和“边疆地带”系列讲座，强化人们的边疆意识。

波恩、斯特拉斯堡、马堡等大学的教授，起而捍卫德国对具有鲜明“德意志民族属性”的阿尔萨斯—洛林的权利。1924年法兰克福历史学家大会说得更直白，“目前我们缺少战争的武器，因此必须利用精神武器”来捍卫德意志土地，“这种精神武器，我们可以从地方历史中，从边疆斗争历史中获得”。正是在这种语境下，德国边疆史学注入“新的情感内涵”，成为反抗战胜国割占德国领土、强化德意志民族认同和守边固疆的学术利器，出现鲜明的“历史学家政治功能化”。“历史学家政治功能化”主要体现为：从历史层面回击战胜国在民族自决、历史权利幌子下对德国领土的割占。首先，基于民族自决原则，质疑《凡尔赛和约》划定的德国边界。根据民族自决原则，民族和国家是“统一和不可分割的”，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公正的边界”。既然如此，割裂历史上形成的德意志土地和人民，就不应该“被简单地接受为政治事实”。其次，通过扎实的边疆史研究，凸显德国对被割占领土的历史权利，使“历史知识和民族特性获得直接的政治意义”。

鉴于德国失去的大片领土不仅包括德意志人聚居区，还有德意志人与波兰人、丹麦人、捷克人混居区，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域外德语区域的学术垦边，已无法胜任新形势新要求。只有将被割占领土乃至所有欧洲德意志人聚居区纳入边疆史考察和研究之列，“用‘历史科学’作为工具与《凡尔赛和约》条款斗争”，用“不断增强的对于历史的维护和符合民族特性的研究”，守住德意志民族土地，才能否定《凡尔赛和约》对德国不利的疆界划定。于是，基于“前国家”特征的血缘和文化“民族”视角，而非国家视角的边疆史研究，开始成为德国边疆史研究主流范式。

在“民族”视角下，德国史学界“放弃国家作为一种固定领土之出发点”，将具有相同民族和文化特性的共同体边界作为判断依据，强调民族才是最具历史重要性的“天然命运共同体”，以民族为着力点研究“边疆地带”，捍卫域外德意志土地和人民。对此，弗兰茨·佩特利（Franz Petri）说得很清楚：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历史审视的最高标准不再是国家，而是民族”，民族与清晰的地域联系在一起，而非与国家疆界联系在一起。这种基于“民族”的边疆史研究，有利于守护被分割出去的德意志土地和人民。在新研究范式下，既然国家疆界失去了分割意义，边界内外的德意志人聚居区都成了德国边疆史研究的关切对象，战胜国对德国领土的不合理处置因此得到“彰显”。

基于“民族”视角的新边疆史研究引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德国民族主义者、泛德意志同盟政治领袖恩斯特·哈塞提出，而后由地理学家阿尔布莱希特·彭克理论化的“德意志民族和文化土地”概念，以此将国家疆界概念弃之一边。“民族土地”（Volksboden）指单一族群的统一定居区域。“德意志民族土地就是德意志人定居之地”，是德意志民族自古以来占据、定居并拥有家园权的属地。“德意志文化土地”（Deutscher Kulturboden）指有“极其详细的”德意志建筑、耕地等标志的德意志化地区，或者说“只要德意志人渗透的地方，就是德意志文化土地”。此点在东部地区尤其明显，其地除德意志民族外，非德意志民族已接受德意志人作为土地开发的榜样。因此，德意志土地并非只限于德语地区，还包括已经德意志化的非德意志人居住地区。魏玛时期的边疆史研究，正是在上述两大概念之上确立漠视国家疆界的“民族性转向”。

在研究指向上，魏玛时期的新边疆史研究分为“西部研究”和“东部研究”。“西部研究”以德法两国相邻地区为主要目标，中世纪学者赫尔曼·奥宾被誉为“捍卫德意志民族成果”的坚定先驱。他和特奥多尔·弗林斯等明确提出，要在“西部研究”中引入漠视国家疆界的“民族土地”和“文化土地”概念，“从中世纪的历史中获得勇气和自信”，从历史和文化层面获取更多“整个历史发展进程的真相”，以此确认定居人口的真正德意志血统或德意志文化属性，唤醒他们与中欧文化圈的紧密关系，进而使德国在西部边界争论中处于有利地位。

为达到目标，相关研究通常突破学科藩篱，将“乡土概况与历史科学交织”，形成包括地理学、语言学、民俗学等跨学科研究，进而总体性呈现该地区现状和历史，“揭示人与家乡、景观与民族特性、空间与文化之间的各种关联”，以凸显其德意志特性。1920年历史学家奥宾等建议成立的波恩大学“莱茵兰历史概况研究所”，就是带有跨学科色彩的综合性研究机构。该所强调，“将一个地区的自然、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等捆绑”为“文化空间”，以文化特征判断其民族归属。这种研究方向很明确，就是“将各种历史和文化现象整体性纳入历史空间”，“从历史角度说明莱茵兰的德意志特性”，抵制法国吞并莱茵河西岸德国领土的企图。

此外，德国学界还提出带有“民族学和文化学印记”的“西部地带”（Westland）概念，原来的国家被基于“民族”特征的地区取代，国家疆界被语言和文化疆界取代。结果，在语言学、民俗学、文化学和地理学等跨学科综合性研究中，德国西部疆界内外的德意志人聚居地区被建构成具有鲜明“德意志特性”的无法分割的整体，一种融合“民族和文化土地概念”、根据“族群政治界定的空间和边疆结构”。例如，奥宾在两卷本《莱茵兰史》中，从宪法史和农业史角度证明，“莱茵河左岸与右岸地区一样，地产占有都是奠基于纯粹的日耳曼宪法之上”；弗林斯则从语言学角度证明，“莱茵语言区域是置于高地德语辅音音变基础上的”。为突出德意志文化属性，他还专门用德语传世文献而非拉丁文献撰写中世纪莱茵语言史。

奥宾基于以上新范式设计出全新研究模型，突出乡土和历史元素，将德意志民族勾勒成由多个景观组成的整体，在研究中必须跨越起政治隔离作用的国家疆界，总体把握民族来源、文化因素和部族构成，从整体性“文化空间”理解和确认德意志民族特性，进而否定德意志民族国家西部边界。用他的话说，“研究绝不应仅限于某一领地（领土），而应致力于对空间相互关联的所有区域全面审视”。换言之，研究要基于土地、民族和文化等具有多维联系的有机空间，尤其要突出具有文化符号功能的“语言疆界和语言共同体”。正是基于新研究模型，1927年后的德国“西部研究”引入“西部空间”（Westraum）概念。

在上述新研究范式之下，波恩大学莱茵兰历史概况研究所作为“西部研究”的中心，在1920年成立后迅速推出奥宾等所著《莱茵兰史》，莱茵地区史研究领军人物弗兰茨·施泰因巴赫的《西德意志部族和民族史研究》，奥宾、弗林斯和民俗学家约瑟夫·缪勒为构建“整体化德国文化形态学”出版的合集《莱茵兰文化源流和文化区域》等一批研究成果。其中，《西德意志部族和民族史研究》强调，虽然墨洛温王朝之前的法兰克、阿雷曼和图林根等西日耳曼部族在政治上是分裂的，但在“许多文化现象”上“令人瞩目地一致”。正是一致性奠定了“一种特殊的共同体情感，一种家乡情感”，成就了“作为德意志民族特性成长之源的西日耳曼文化圈”的“民族力量”在“德意志国家构成”中的作用。《莱茵兰文化源流和文化区域》则对莱茵兰历史、方言地理和民俗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并以地图形式呈现出来，直观展示莱茵兰的条顿（德意志）特征，以及自中世纪盛期以来确立的德意志文化空间。采取跨学科综合研究旨在“重构莱茵兰的文化关系”，呈现莱茵兰各地日常生活现象与更高文化领域“无法割裂”的“更强整体景观”。

新范式下的“西部研究”认为，整个上莱茵兰，包括法国北部在内的阿尔萨斯—洛林等大片地区，都具有鲜明德意志特点和属性。德法边境地区的阿尔萨斯乃至整个佛日山脉地区，耕地形态、民俗、语言和宗教信仰等，与德国巴登地区一致，是德意志民族“无可争议”的核心属地，应属于德国。它们落入法国之手，只是自法王菲利普四世（Philip IV）以来法国屡次东扩的结果。因此，法兰克福大学教授瓦尔特·普拉茨霍夫（Walter Platzhof）强烈反对法国的莱茵河“自然疆界”要求，声称莱茵河自古以来就是德国河流，而非德国边界，莱茵河西岸地区也是德国土地。此观点与一战期间德国学者提出的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具有“日耳曼”属性如出一辙。只不过当时的研究是为德国侵占比利时寻找借口，魏玛时期的研究则是为了在学术层面守住德国西部领土，甚至“收回”历史上被法国夺走的土地。对此，施泰因巴赫说得非常直白：鉴于德意志民族被割裂而德意志人民又强烈渴望统一，相关研究很有用且很有必要。正因如此，有学者形容魏玛时期的“西部研究”兼具“‘防卫性斗争’和领土上的进攻性”，是基于“民族”认知“无声的血缘表决”。

“东部研究”也是魏玛时期边疆史研究重点方向。如果说“西部研究”具有守中带攻特征，“东部研究”则呈现以攻为守色彩。出现此种差别的原因在于，德国史学界认为，西部疆界相对固化，而东部疆界并未形成清晰轮廓，学术守边任务更重，希望也更大。从历史上看，中世纪直至20世纪初，东欧和东南欧地区一直是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混杂定居区域，缺乏明晰的语言和族群边界，还散落着大量以德语岛形式存在的德意志人聚居区。所以，德国人眼中的东欧和东南欧，是令人向往的“宽阔的、有待殖民的边疆空间”。德国史学界“带着热切的、彻底的修约政策希望”，致力于“东部研究”，以策应德国政府在《洛迦诺公约》中表现出的保证西部边界和修改东部边界的差异化政策，并为此提出更为模糊的“东部空间”（Ostraum）概念，“从‘学术’上证明”德意志人对这些土地的权利，反对《凡尔赛和约》把德国东部大片土地划归波兰等邻国。

基于上述目标，德国史学界虽然在“东部研究”中也引入“德意志民族土地”和“德意志文化土地”概念，但更强调后者，认为德意志人在易北河以东地区获得大片土地，是以更高等级的“文化形态”使这些地区德意志化的结果。中世纪时期，东进垦殖定居的德意志人占据东欧土地，将“一块蛮族之地纳入更先进的法兰克王国”，这是“东部的空间命运”。用奥宾的话说，“德意志人通过一种整体上的霸权性文化，取得在中东欧地区的强权地位”，并塑造了强权地位的“合法性”。研究东部边疆的学者鲁道夫·科茨克（Rudolf Kötzschke）等也认为，德意志人拥有更好的经济状况、更有效率的社区法以及更高水平的生产技术，在向东移民进程中取得了独一无二的成就。他们深深影响了中世纪早期还没有铁犁和耕作经验的斯拉夫人和马扎尔人。若无德意志农民、商人和骑士团殖民者“持续活动”，东欧在经济上仍然是一块居住着蒙昧人群的未开化的荒原。所以德意志人的东欧垦殖定居是进步的历史性举动，他们“开化”了这片土地，该区域自然也成了德意志的“文化土地”。

魏玛时期的“东部研究”中，东普鲁士南部的德意志人与波兰人混居区马祖里（Masuren，今波兰境内），成了德国学者运用“文化土地”理论捍卫边疆之地的“学术实验场”。当时马祖里居民中波兰族裔占多数，但在1920年7月全民公决中，却有超过99%的马祖里居民支持继续留在德国。马祖里人因此成了“不说德语的文化德意志人”的代表，马祖里则成了德意志人眼中“边疆斗争”的典范。德国史学界由此认为，在混居地区通过强化德意志文化，坚定德意志认同非常重要。“最终决定国籍的不是出身，而是内心的信念！正如全民公投已清楚表明的那样，马祖里是德意志国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所谓‘马祖里问题’对我们而言根本不存在。马祖里的命运与整个德意志祖国的命运密不可分。”

于是，在马祖里等民族混居地区开展文化史讲座和纪念物维护等活动，成为东部地区学术守边的常态举措。而“西部研究”中强调的“民族”、种族和语言等因素，此时都遭到漠视。马祖里问题成为魏玛德国边疆史研究中“机会主义地使用民族和文化土地理论”之“范例”。在机会主义取向下，种族、血统和语言等成了“西部研究”中认定德意志特性和归属的客观有效标准，“东部研究”则选择性绕过不利的民族、语言等因素，转而突出其文化上的德意志化和德意志认同。据此，只要该地居民“主观选择”德国，他们就应归属德国，马祖里的德意志—波兰人混居区就是例证。

魏玛时期边疆史研究中的机会主义双重标准过于露骨，对此心知肚明的德国学界自然不忘为之辩解。他们宣称，“西部研究”和“东部研究”出现差异化取向，是基于对东部和西部边疆历史认知的结果，理由是西部乃已经固化的线状疆界，东部是分层的、移动的边缘性疆界；西边是军事边塞，东边乃“辽阔之地”。也有学者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在于，东部地区长期“缺少建构起来的民族国家疆界”。然而，很明显，魏玛德国边疆史研究中采用双重标准，本质就在于谋取德意志民族利益最大化，维护“德意志民族（而非国际法上的国家）的统一”，守住曾经的德意志民族和“文化土地”。

二、第三帝国时期的学术扩边

在《洛迦诺公约》中，魏玛政府表达了确保西部疆界安全但保留修改东部边界的可能性。然而，纳粹党等右翼集团并不认同该条约，抵制其对德国西部疆界的束缚，认为它有悖希特勒废除《凡尔赛和约》、建立囊括欧洲所有德意志人的“大德意志帝国”，以及确保德国在欧洲支配地位的目标。这一目标在希特勒《我的奋斗》《希特勒的第二本书》以及相关演讲中被多次重申，亦即要完全突破传统疆界，抛弃“对于德意志民族未来没有意义”的1914年边界，继续“六百年前终止的”德意志人“向东突进”，“在东部征服新的生存空间”，“建立囊括整个东欧和俄国直至乌拉尔的‘新德意志大陆帝国’”，确保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繁衍。因此，1933年纳粹攫取政权后，毫不掩饰地扩军备战，为废除《凡尔赛和约》和侵略扩张做准备。德国在欧洲国际政治格局中由守转攻。

因应上述新形势，原本就对《凡尔赛和约》极为不满的德国史学界立即“卷入纳粹政权的扩张政策之中”。边疆史家沉浸于极端民族主义的狂热快意，踊跃为希特勒对外扩张提供“学术”支持。德国边疆史研究由魏玛时期的防御性学术守边转向支持第三帝国侵略扩张的学术扩边。魏玛时期“民族”视角下的二维“民族土地”和“文化土地”概念，被更具弹性的多维“边疆空间”（Grenzraum）概念取代。

“边疆空间”概念的引入，志在以边境地区的民族秩序（Volksordnung）和民族共同体，取代并“跨越人为的和强制性的国家疆界”。在“边疆空间”概念下，边疆通过由族群、人口、经济、地理、文化等元素构成的有机空间呈现出来，以共生方式将人与家乡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纳粹时期德国边疆史研究的目标已不再限于德意志“民族和文化土地”，而是进一步扩大到在经济、地理等方面与德国关联的区域。与此同时，政治边界在“边疆空间”中却被视为具有临时性，随着空间内的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变化等出现位移，意味着第三帝国可根据需要随时修改现有国家疆界。“边疆空间”概念的引入表明，德国边疆史研究非常善于“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调整其解释性概念”。这种善变与希特勒“一切道德和真理的判断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并维护德意志民族”理念极为契合，结果“纳粹的崛起和上台加速了德国边疆史研究，后者则实现了希特勒对德国史学的要求”。

第三帝国边疆史研究指向与魏玛时期相同即以东西两侧为主，其以二战爆发为节点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侧重于为第三帝国对外扩张进行历史“勘察”，后一阶段则主要证明第三帝国侵略扩张和占领政策的历史“正当性”。

在第一阶段的“西部研究”中，魏玛时期引入的“西部空间”概念开始被拓展为西部“边疆空间”，囊括从北海向南直到阿尔卑斯山，包括德国的莱茵兰和根据《凡尔赛和约》割走的德国其他领土，以及荷兰、卢森堡、比利时、法国东部及东北部、瑞士德语区、阿尔萨斯—洛林等地区。它们要么是德意志的“民族和文化土地”，要么是经济、地理、人口等方面与德国密切关联的地区。德国史学界把如此广阔的地区划入西部“边疆空间”，旨在为日后建立德国支配下的“西欧德意志中心秩序提供历史依据”。该时期“西部研究”的代表人物为历史学家施泰因巴赫、佩特利和历史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tz）等。“‘西部研究者’在1933年前就已受纳粹精神浸染”，对纳粹西扩政策心知肚明。他们一致反对把莱茵河视为“种族和血缘边界”，认为莱茵河两岸皆具有德意志属性，“一点法兰西的痕迹都没有”。

佩特利是拓展德国西部“边疆空间”研究的先锋，在其著作《瓦隆和法国北部的日耳曼民族遗产》中“豪迈地”跨越莱茵河，采用考古学、历史学和地理学等跨学科方法，对比利时瓦隆地区和法国北部村庄、家族名称以及坟墓、耕地形态等做综合性“文化空间研究”，重构这些地区的日耳曼文化传统，证明它们在历史上都是德意志人定居区域或德意志文化地区。其研究不仅否定了既有国家疆界，甚至突破了魏玛时期强调的“民族”和“语言”边界，将中世纪法兰克帝国的整个统治区域形塑成带有“强烈日耳曼印记的统一文化空间”。在佩特利看来，只是后来德意志人在法国人挤压下不断退却，原先统一的日耳曼文化空间才逐渐变得“模糊不清”。因此，许多地方应该是德法两国“共有的生存之地”，德意志人也可以占有它们。德国在西部地区突破国界和语言疆界束缚的扩张性诉求，于是有了合法性历史解释，纳粹的“大德意志帝国”也有了“科学”依据。佩特利因此深得纳粹当局赏识，1942年晋升为科隆大学教授。

二战爆发后，德国史学界的“西部研究”紧跟德军侵略步伐，转而为将占领地区纳入德国寻找历史和文化依据。首先，德国史学界为1940年德国打败法国后“收复”阿尔萨斯—洛林辩护。以海德堡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学界出版多部著作，从历史、政治和文化层面证明阿尔萨斯—洛林的“德意志属性”，强调其“从来都是整个德国的组成部分”。他们还一反特莱奇克的阿尔萨斯为德国边疆之地观点，认为“阿尔萨斯不是帝国的边疆之地，而是核心地带”，是“大德意志帝国最重要和最美丽的核心景观”，为第三帝国进一步扩张埋下“学术”伏笔。

其次，在德军占领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三分之二领土后，佩特利立刻在“西部研究”中引入基于“种族审视”的“灰色地带”（Grauzonen）论，以证明德军扩张的种族合理性。据此观点，在西欧存在一条穿越法国的锯齿状“种族边界”，法国北部到卢瓦尔河（Loire）中游都呈现北欧民族占据优势的特征。鉴于“土地与种族最终只是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或者说是一种“历史性统一”，而德国的西方邻国都属于“北欧种族结构”，荷兰更是“不可动摇的日耳曼核心资产”，它们都应纳入德国控制之下。可见，佩特利的研究已变成纳粹扩张的历史合法性辩护工具，成为服务于纳粹侵略和占领政策的“报告史学”。另一位边疆史家奥宾也为第三帝国西部扩张辩护，宣称在中世纪，从加洛林王朝到施陶芬王朝，德国都致力于建构欧洲大帝国。中世纪盛期的德国已是欧洲“居于支配地位的核心国家”，半个西欧几乎归于统治之下。

第三帝国第一阶段的“东部研究”，也开始转向“扩边”，以学术“积极服务纳粹的意识形态”，“辅佐”纳粹的东扩政策。任教于柯尼斯堡大学的东欧史学者阿尔伯特·布拉克曼是“开路先锋和组织者”。他和奥宾的结论一样，认为斯拉夫人没有能力建设自己的国家，而德意志人更高的文化使他们担当起“开化这一德意志次区域”的“历史使命”。他不仅在主编的《德国与波兰》一书中明确否定波兰第一任国王博莱斯拉夫一世（Boleslav I）是波兰国家的建立者，而且将波兰与英国统治下的北爱尔兰相提并论，认为波兰是需要有更先进文明加以开化的“德国的北爱尔兰”，以此为纳粹德国向东扩张造势。为鼓动东扩，布拉克曼甚至专门向希特勒献上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年轻一代”东欧史学者埃里希·马斯克（Erich Maschke）认为，“德意志民族在东部空间的‘生存斗争’是‘命运问题’”，因此也积极为德国东扩寻找历史依据。他在“寻踪波兰的德意志文化成就”后认为“华沙是德意志的”，进而提出使其“再日耳曼化”建议。

第三帝国的“东部研究”者中，有一些学者来自被分割出去的原德意志帝国东部地区，他们将家乡的命运与德国东扩直接联系在一起，因而成了“光复”边土的积极推动者。出生于捷克苏台德的汉斯·希尔施（Hans Hirsch）认为，历史上的“向东突进”是“德意志民族实实在在的劳力输出”，为东欧发展作出了贡献，需要继续。出生于捷克赖兴贝格（Reichenberg）的奥宾一直持有包纳广袤东欧地区的“大德意志历史观”，大力支持德国东扩。他认为，数百年来东部区域在历史、宪法制度和文化上，都已整合成德意志民族空间组成部分。德意志人与东欧斯拉夫人相比，存在天然的“西—东落差”（West-Ost-Gefälle），“拥有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优势”。这种落差正是德意志人统治东欧的正当性基础。他以西里西亚为例认为，在“斯拉夫人时期”，由于法律不健全、技术水平和“天生资质”低下，经济明显衰落。最终，拥有经济、商业和交通优势的德意志垦殖者到来，才确保该地区人们的生存。1939年3月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后，奥宾又立即从历史角度为德国侵略辩护，指出波希米亚与德国有1100多年密切关系，“两个民族如此紧密交织和强有力地相互依存，绝无仅有”。因此，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是一种历史宿命。

二战爆发后，“东部研究”的动力愈加澎湃。德国史学界狂热支持占领波兰，并且用各种“史实”证明德国在欧洲东部推行“日耳曼化进程”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布拉克曼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声称，自奥托一世以来，德国东方政策（Ostpolitik）的目标就是将边界推进到“北起荷尔斯泰因，南至匈牙利，东到基辅”。因此，德军占领波兰只是要表明“《凡尔赛和约》规定的东欧秩序是错误的”，同时也是德意志人东进历史的延续，是德意志人东部定居新浪潮的开端。他还积极联系任教于布雷斯劳大学的德意志人定居史学者瓦尔特·库恩（Walter Kuhn），请其参与加里西亚等地的德意志人重新安置规划，强化这些地区的德意志化进程。

历史学家维尔纳·康策（Werner Conze）和特奥多尔·谢德尔（Theodor Schieder）则在“旧普鲁士研究”框架内，支持“德意志民族在德国东部家园的权利斗争”。康策认为，历史上“波兰国家没有建立起必要的民族秩序”，因此没有存在价值。他还引入“生存空间”理论，认为“生存空间”向外扩张或收缩，取决于一个民族的能力和意志。德意志人东扩是其能力的体现，是秩序和进步的保证。有学者甚至认为，东部“生存空间”就是强权原则基础上任由德意志人随意扩张的“大空间”。奥宾则以居高临下的傲慢姿态强调，中世纪东欧史表明，由于我们的小邻居“无法在经济和精神上达到完全自给自足”，经济、社会和文化形态发展程度更高的德意志民族注定居于统治地位，因此必须根据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跨国模式建构东欧，形成“在帝国庇荫下生存的各民族持久秩序”，即德国霸权统治下的东欧。“从易北河到芬兰湾的德意志东部，以及从因河到黑海的（南部）地区”，都应是“统一的德意志人的生存空间”。历史学家甚至采取集体行动，表达东扩诉求。1939年10月11日，柏林普鲁士秘密国家档案出版处发送了一份由奥宾、布拉克曼、谢德尔以及库恩等撰写的“波森和西普鲁士德意志化”备忘录，要求把在波兰西部原普鲁士地区的290万波兰人和犹太人迁移出去。显然，上述研究为德国对东欧诉求的“合法性”以及纳粹向东扩张提供了重要历史支撑。

鉴于上述种种，有波兰学者在谈到第三帝国“东部研究”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德国‘东部研究’者中的多数人，属于要摧毁波兰和东欧其他国家的德意志‘先驱’之列。他们中一些人虽然接受东欧民族国家的存在，却要求其大大缩小疆界，而且首先要作为德国的殖民地形式处于德意志统治之下”，亦即东欧必须是德国霸权庇荫下的东欧。德国学界的诉求，就是掌控纳粹宣传的戈培尔所说的“德意志人有关东欧政治的思考中”的“一种久远传统”本质所在，凸显第三帝国时期边疆史研究服务于纳粹侵略扩张的取向。

至此可以看出，第三帝国边疆史研究在西部和东部研究中同样采用双重标准。“西部研究”特别强调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等领土的原初日耳曼属性，但在“东部研究”中有意忽视斯拉夫人的原初性，强调德意志人对东欧开垦的贡献和德意志文化优越性应获得的权利。德国学界很清楚“双标”会遭质疑，因而不忘为之辩解。施泰因巴赫等强调“‘西部研究’与‘东部研究’截然不同的前提条件”，即“宽阔的东部是种族混合区域，有（德意志）文化使命的要求；西部则数百年来一直相对稳定，是带有‘西方’文化意识印记的边疆”。奥宾进一步提出“两种边界形态”论，即德国西部疆界是“内部疆界”，不存在文化差异，只是经历数百年后在同类国家间形成的行政管理疆界。东部疆界则不然，是“外向疆界”，意味着东部是数百年来德意志人移民、开发和传播基督教所在，是由各民族及其文化构成的混合地带（Mischgürtel）。“在这一地带，‘德意志人’作为‘西方受托人’捍卫着自己”。不仅如此，他们还继承“查理大帝的帝国思想”，肩负从国家层面“开化”东欧的“文化使命”。就此而论，东部“面向斯拉夫人的开放疆界”是德意志人对斯拉夫人施行教化的区域。对于打着“文化”幌子助推纳粹东扩的辩解，有学者指出，“虽然文化这一高雅词语取代了种族这种令人厌恶的表达，但只不过是纳粹残暴统治的一块遮羞布而已”。

三、联邦德国时期的学术忆边

二战结束后，战败的德国面临全新地缘政治格局。一是德国传统疆域进一步受到压缩，东部边界退缩至奥德河一线，大片德国领土成了异域之地。二是战争结束之际，有1000多万在中东欧地区定居的德意志人被驱离家园，形成“当代史上的德意志大灾难”。三是美英法苏四国分区占领德国，1949年分裂为西占区联邦德国和苏占区民主德国，德国成为东西方冷战前沿。四是深受战争之苦的西欧各国为防止战争灾难重演，开启以经济及政治一体化进程为特征的联合。

面对全新地缘政治格局，原先基于“民族”和民族国家视角的德国边疆史研究显然已不合时宜。德国边疆史研究适应政治现实，再次出现转向，“统一和合作的欧洲”成为新取向。学者不再单纯从民族和国家形成视角建构“德国历史的图景”，或者说“德国历史的图景变得更欧洲化”，跨越国家疆界而拥有共同文化、经济和地理等空间要素的“地区”或“区域”（Region）成为关注对象，聚合诸种研究要素的“地理空间”（geographischer Raum）日益成为研究基础。新研究范式不太涉及“民族国家和相关行政管理疆界的政治统一性”，而把“地区性”（Regionalität）作为历史范畴，将“地区”作为研究单位，通过各种维度的“地理空间”呈现出来。诸如“西部空间”、“西部经济一体化区域”、“中东欧”、“东南欧”等关系密切的地区性“地理空间”、“经济空间”、“文化空间”成为研究焦点。

在新研究范式下，德国边疆史研究一方面已没有往日“守边”和“扩边”等激烈边疆斗争色彩，另一方面学界希望做边疆史研究时，“延续重要传统，同时开拓新领域”。学者在引入新的基于各种维度的“地理空间”范式时，仍不忘从历史和传统角度回溯德国周边区域的德意志印痕和影响，以此表达对德意志边疆之地的眷恋，体现出挥之不去的德意志情结。于是，在历史上与德国有着社会、文化、经济和地理等密切关系的“地理空间”，都成了战后德国边疆史研究的逐寻对象。

“西部研究”中，与欧洲一体化政治取向及“地理空间”研究范式相适应，早先的“西部空间”在佩特利等学者笔下，开始转变为从阿尔卑斯山到英吉利海峡之间，以多样性为特征的莱茵河、马斯河、摩泽尔河和些耳德河流域“日耳曼—拉丁语族边疆地区”的“统一文化空间”，“西部地带经济共同体”的“经济空间”，连通西欧地区的“通衢之地”（Straßenland），以及“日耳曼和拉丁文化的交流空间”，等等。北德地区、汉萨同盟和尼德兰则被建构成整体性历史空间。

“东部研究”也出现基于地区和文化视角的空间转向，但由于历史缘故，相关研究更为活跃，成果也更丰富。一方面，鉴于大片故土成为异域之地，“东部研究”出现“体系性转变”，魏玛及第三帝国时期为德意志民族守疆扩土的取向已经不再。“东部研究”被更具地区色彩的“东欧研究”、“中东欧研究”取代。另一方面，相关研究转而致力于柔性的德意志“文化空间”建构，将历史上的德意志地区或带有德意志文化印痕的地区，如波莫瑞、西里西亚、大波兰地区、捷克的一些地区，都纳入研究视域。在很多德国人眼中，已失去的德意志地区也属德意志人的“人文故乡”。学者希望通过追忆性研究，深挖这些地区的德意志文化，从文化层面“复活”曾经的家园认知，进而唤醒德意志文化认同，继续保持德意志文化的影响力。

首先，与德国有历史和文化渊源的中东欧地区，特别是二战后被分割出去的原德意志地区，成为德国边疆史研究主要关注对象。关注路径主要有两条，其一是把当今德国与曾经的德意志地区归属于同一地理和文化空间，在不触碰敏感领土主权情况下，从文化层面“寻找失去的”故土，重构这些“古老的德意志地区”与德国的联系，表达对过往德意志属地的眷恋和怀念。例如，威廉·戈斯曼（Wilhelm Gössmann）和克劳斯-海因里希·路特（Klaus-Hinrich Roth）等学者通过一种“地区书写”，以文证史，突破现存国家疆界而追溯曾经的德意志故土，毫不掩饰自己要“寻找失去的”德意志故地、“已经消失的家园”，从文化层面重构划归波兰的“西里西亚”、“东普鲁士”、“波莫瑞”以及再次归属法国的阿尔萨斯等“古老德意志地区”与德国的联系，形塑德意志文化空间的历史想象。其中，一段文字隐约表达了德国人对于所失故土的不舍情愫，以及通过文化溯忆而柔性重构其与德国联系的努力和期待：

某个时候，一座桥会倒塌，另一座桥会被炸毁，而第三座木制的绿色桥梁会被烧毁。于是有人会在克洛德尼茨河上建一座纸桥，在河水上升时，怀疑这座桥的人会沉入激流，但那些相信这座桥且义无反顾登桥者，则会到达安全的彼岸。

“纸桥”隐喻以柔性文化空间建构起曾经的德意志地区与德国的联系。虽然有人质疑联系的有效性，但作者相信通过回溯和忆构文化联系，有利于保持德国与这些地区的传统联系及其影响。

其二是两德统一后，德国学者打着“统一的欧洲”旗号，避开民族和民族国家的敏感话题，通过各类学术会议和学术交流平台，深挖中东欧地区的德意志文化影响和积淀，“以文化消除边界”（Grenzen überwinden durch Kultur），致力维护曾经的德意志土地上的文化标识，进而维持乃至促进德意志文化认同。以德捷文化交流为例，为强化德意志文化在捷克的印记，德国专门设立“巴伐利亚与波希米亚：1500年的邻居”等“跨越边界的共同项目”，研究“基于地区平台的德捷关系史”。两国还共同实施捷克的德意志文化纪念物修复工作，修缮数以百计的德意志教堂和墓地，使德意志文化遗迹在捷克得到保存。

德累斯顿德国历史学家大会为加强对捷克德意志因素的关注度，也在“更宽阔的欧洲”、“统一的欧洲”主题下热烈探讨德国与捷克的区域史。甚至“中欧帝国思维模式”之下德国对“东欧的殖民想象”、向东欧殖民扩张视角下的“德国‘边疆’”等也成为讨论内容。华沙德国历史研究所的学术年会则特别关注波兰的德意志因素。有波兰学者坦承，德意志和普鲁士文化在波莫瑞、西里西亚和大波兰地区具有巨大影响，乃至发展出基于德意志的文化认同。学者在对奥德河地区波兰居民的口述史采访中也得到类似答案，称波兰居民“不仅是该地区德意志文化遗产的管理者，也是文化传统的继承者”。

其次，基于“古老德语空间”的中欧史、中东欧史以及中南欧史研究，尤其是“东部传统德语空间”研究，受到高度关注。德国、波兰、奥地利、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甚至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地区，亦即历史上的德语区域或分布有德语岛的地区，在“语言空间”范式下被建构成一个整体。德国学界希望通过“古老德语空间”研究，加强与中东欧、东南欧的传统关系并保持德国对这些地区的影响力，同时慰藉长期与“乡愁”为伴的被驱逐德意志人及其后代，抚慰他们对家园故土的情感牵挂。于是，原先德国边疆史研究中的守护对象，如今变成“忆边”的目标。学者试图从文化和记忆层面“重建失去的东部”，在精神上触摸这些德意志的“梦幻之地”。当然，新研究中已没有基于“民族”视域的犀利“边界斗争”色彩。例如，德国学界曾非常关注的南蒂罗尔，原本是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民族边疆斗争的学术争锋前沿，如今在“南阿尔卑斯山空间”下更多呈现为历史、地理和语言层面的柔和“忆边”审视，在融合交流的“文化空间”视角下成为“意大利—德意志之间的文化疆界”。

再次，从文化史层面钩沉原德意志属地的文化记忆，成为德国史学界学术忆边的重要途径。中东欧地区曾经的德意志属地上，“拥有大量文化中心和一批让人难以忽视的承载德意志文化的历史纪念物、博物馆、档案馆和图书馆”。二战期间，德国本土核心地区“类似的文化聚集有机体”，在盟国炮火中“遭到无法挽回的毁灭”，但中东欧和东南欧地区许多德意志建筑风格的城市、图书馆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它们成了承载“德意志文化宝藏”的“轻盈有机体”。于是，“曾经是德意志帝国东部区域”的西里西亚、波莫瑞、东西普鲁士等“中东欧地区”，以及捷克、摩拉维亚等东南欧地区德意志风格的城市和“图书馆中的一些古老德意志书籍”，都成了德国史家追寻德意志历史和文化记忆的对象，成为他们“漫游已经消逝的过往”的精神慰藉。他们试图深挖17—19世纪这些地区的德意志文化沉淀，继续形塑德意志文化认同，保持德意志文化在其地的影响力。甚至考证相关地名的历史变迁，也成为德国学界从文化史层面忆溯德意志故土的重要方式。学者弗里德里希·雷曼（Friedrich Lehmann）在考察德意志移民定居波希米亚历史的基础上，对捷克和斯洛伐克境内300多个原德意志人定居区域的地名变迁作了详细考证，呈现其地“德意志人和捷克人的共同历史”。但是，相关研究所隐含的意义显然不止于此，作者字里行间透露出德意志人对“失去故土”的怀恋之情：

这些地方充满生机。但除此之外，在德意志人被迫离开后，那些德意志地名已经失去了它们的认同和参考价值。

尽管如此，作者针对德意志地名淡出人们记忆的状况，心有不甘地提出建议，希望采取措施保留此类地区的德意志文化印记。他委婉地指出，从历史角度看，有必要“保护大部分旧地名，以尊重千百年来捷克人和德意志人之间的语言和文化交流”。

复次，受以上因素激励和驱动，当代德国出版了大量有关东欧和东南欧历史和文化的书籍。人们试图通过此类著作，探寻对于德国人而言“已经消逝的陆地”。以慕尼黑“东南欧学会”对1984—1988年联邦德国公开出版的有关东南欧著作汇总统计为例，在收录的110部历史著作中，直接以东南欧诸国德意志人历史为研究对象者近30部，诸如西本彪根、比萨拉比亚（Besarabien）、斯洛文尼亚、加里西亚、洛道梅里亚（Lodomerien）、布科维纳（Bukowina）、巴纳特（Banat）和达尔马提亚（Dalmatien）等曾经的德意志人聚居地皆被纳入研究视域。由此可见德国史学界对东南欧曾经的德意志历史和文化空间的眷恋和钟情。德国史学界还精心组织边疆史研究学术工程，出版10卷本《东欧德意志人史》等著作，志在通过溯忆性研究，使人们“在很长时间内以及在更广阔的公共层面，对德意志人在东部地区取得的历史成就产生印象和看法”。德国家喻户晓的《格布哈特德意志史手册》最新版，也不忘强调中世纪德国向东扩张，以及由此形成的对波兰人、波希米亚人、摩拉维亚人和匈牙利人的影响，以此表明德国与东欧及东南欧不可分割的特殊关系。

虽然当代德国边疆史研究已没有往日“守边”、“扩边”的激情和霸气，但仍在柔性“文化空间”范式下表达着对曾经德意志边疆之地的精神忆念，诉说着难舍的德意志情结。换言之，战后德国学界对中东欧和东南欧的关怀性历史研究，本质上是传统德国边疆史研究的另类延续，只是原先对德意志“民族和文化土地”、“边疆空间”的追求已置换成跨越现有国家疆界、基于德意志“文化空间”的“历史地域研究”。该研究范式将往日民族“边疆斗争”的“硝烟”，转换成精神和文化层面对于德意志之地的柔性溯忆，以及“以精神方式存在的、看不见的”“文化民族”追求。本质上这是新地缘政治格局下传统德意志“民族”意识的隐性表达，以及基于文化空间的“软性、可重叠的边疆”的追求和建构。

四、20世纪德国边疆史研究的基本取向

历史认知、思考和叙述的基础是客观史实，但历史研究和书写的出发点是学者面对和关注的客观现实。因此每个时代的历史书写“在很大程度上都会打上时代的兴趣烙印”，形成差异性历史阐释，进而使历史研究给人以多变的“雅努斯面孔”印象。20世纪德国边疆史研究因应欧洲地缘政治格局变化，数度转向，似乎确证了此点。然而，在频繁转向背后，可以清晰感触到恒指不变的三个基本取向或特征。

第一，突出民族和文化边疆诉求，致力于德意志民族及其文化利益最大化。民族和文化边疆诉求贯穿20世纪德国边疆史研究，民族和文化边疆而非国家边疆，才是德国边疆史研究真正意涵。就此而论，20世纪德国边疆史研究可谓德意志民族及其文化情感的“长情告白”。

德国边疆史研究以民族和文化边疆为取向并非偶然选择，而是有着重要历史原因。有学者认为，历史上，德国的“国家边界和德意志人定居空间之间从来就没有关系”，德意志民族被认为是“国家之外的一种存在”。直言之，德国国家边界始终小于德意志民族和文化共同体边界，二者从未契合过，而后者才是民族主义情感浓烈的德国边疆史家执着追求的目标。正是在此种取向下，20世纪德国边疆史研究摒弃了将视域限定于既有国家疆界的通行做法，而把德意志民族和文化共同体的边疆史作为研究目标，“把民族当作国族来建构”，迷思于一种“民族国家的内在单一化”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追求民族共同体边界与国家边界合二为一。结果，“德国历史研究将很大一部分（即便不是最大部分）努力指向达成德意志民族统一的‘边疆斗争’”，相应的诉求甚至导致边疆史研究在纳粹时期一度深陷极端民族主义和扩张主义泥潭。

魏玛时期，德国史学界为反抗战胜国掠夺德国领土，引入二维“民族和文化土地”范式，在边疆史研究中摆脱国际法束缚，抛弃根据《凡尔赛和约》等划定的国家疆界，通过跨学科整合，强力确证被割领土的德意志民族和文化属性。第三帝国时期，德国学界受激于极端民族主义思潮，附和纳粹的“大德意志帝国”狂想，在边疆史研究中引入多维“边疆空间”范式，“魔性”追求德意志民族“生存空间”，研究指向不仅跨越德意志国家边界，还超越“德意志民族和文化土地”疆域，完全偏离了理性学术诉求。这两个时期，“西部研究”和“东部研究”采取双重标准，某种程度上正是德国史学界不择手段追求德意志民族及其文化利益最大化最淋漓尽致的体现。

二战结束后，德法等西欧各国开启相互和解及经济、政治一体化进程，“民族国家的边界越来越失去意义”。在全新地缘政治格局下，德国边疆史研究一方面迎合新的欧洲一体化潮流，转向跨越民族国家疆界而突出共同文化、经济因素的“统一的欧洲”研究；另一方面却在柔性“文化空间”范式下，追忆曾经拥有共同德意志文化等要素的地区，将它们纳入关注范畴，力图最大限度保持甚至加强这些地区的德意志文化和影响。对德意志民族和文化空间的柔性溯忆和建构，一方面表明战后德国边疆史研究中传统民族国家的认知正在淡去，另一方面说明德国边疆史研究中德意志民族及其文化情感因素并未消失，而是以一种“文化民族国家的认同现象”显现出来。因此，战后柔性德意志“文化空间”的溯忆和建构，实际上是追求德意志民族及其文化利益最大化的另类呈现。

第二，历史研究服务于政治需要。20世纪德国边疆史研究，有热血沸腾、正气浩然的护土守疆，有狂热迷失、令史学蒙羞的扩土拓疆，也有对曾经的德意志属地之不舍眷恋和柔性文化溯忆。凡此种种，姑且不论功过得失，本质上都反映了德国史学界“学术完全服从于政治优先”的强烈认知，以及“作为一种合法性学术的历史书写”之价值取向，证明历史研究是一种“政治斗争手段”。

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边疆史研究堪称学术服务于政治的典型。当时德国史学界在边疆史研究中以“历史的政治动员”形态出现，不仅在反对《凡尔赛和约》上与德国政府态度一致，而且在学术上积极策应政府的“修约政策”。“东部研究”有关东部边界未形成清晰轮廓的历史结论，与政府修改东部边界的外交战略高度吻合。1926年10月在莱比锡成立的“德意志民族和文化土地研究基金会”，更是一开始就定位于服务政治，与德国外交部、内政部密切合作，支持“德意志民族和文化土地学术研究”。

第三帝国时期的边疆史研究将其政治功能发挥到极致，因狂热而出现学术边界迷失。“西部研究”中有关比利时和荷兰是“欧洲日耳曼—德意志中心的前缘地带”之结论，与希特勒征服政策同频共振，为纳粹在西欧扩张提供历史依据。1940年5月德军入侵西欧不久，第三帝国内政部国务秘书威廉·施图卡特（Wilhelm Stuckart）在“西部研究”成果基础上，绘制德法两国边界地图，将学界标注的“西部空间”统统划入版图，以至于原“边疆地带”变成德国“内陆地区”。第三帝国在西欧推行以“日耳曼化”政策为特征的“欧洲新秩序”，也吸纳了“西部研究”成果。二战后期，欧洲战场局势发生不利于德国的转折。纳粹在“西部空间”由强行推行“日耳曼化”转向共同对抗“美国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战争动员。“西部空间”在德国学者笔下立即注入新意涵，由“种族边疆”变成“宽阔的日耳曼—拉丁民族互动纽带”。

第三帝国时期的“东部研究”，充分体现了“历史学家学术和政治的双重角色”。奥宾的表现尤为突出，他直接以中世纪时的第一帝国（神圣罗马帝国）为例，为第三帝国向东扩张进行历史诠释，认为纳粹的“大德意志帝国”是建立类似于第一帝国的“超民族国家”之努力。德国统治东欧诸国“关乎德意志民族建构新欧洲中心的生存必需”，也“应该是一种持久的秩序”。“中世纪盛期的第一帝国就曾以强大、正义和文化成就，维持这种秩序达数个世纪之久”。有学者感于此，指出纳粹德国边疆史研究“与政府政治目标一致”。从这一角度看，德国历史学家可谓“纳粹扩张和毁灭政策的思想先锋”。

联邦德国时期边疆史研究关切政治的取向依然延续，只不过表达更趋理性和温和。从政治层面看，联邦德国为争取受害国谅解和信任，满足“邻国的安全需要”，积极主动推进法德和解及欧洲一体化。法国等其他西欧国家也希望通过欧洲联合束缚德国，并作为“第三力量”与美苏两大强权分庭抗礼。于是，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西欧诸国迈向一体化，出现“国家政策欧洲化”；与此同时，二战后期大量德意志人被逐出东欧和东南欧，德国学界曾竭力守护的德意志“民族边疆”只剩古老建筑和图书馆的尘封图书。面对全新地缘政治格局和客观现实，“民族国家疆界日益失去其意义”，旧民族边疆研究已不合时宜。“西部研究”也跟进时代，为联邦德国的欧洲一体化政策注解。魏玛时期率先进行守边研究和纳粹时期竭力鼓吹扩张的奥宾，开始强调欧洲认同，认为欧洲在“几个世纪的历史”中“留下许多相似的思想、情感和信念、记忆和设施”，这些“无法磨灭的核心要素是奠定西方共同习俗的坚固基石”。欧洲是具有共同习俗的诸多民族共生并存的统一体。如前所述，“东部研究”也从边界斗争“硝烟”中走出来，转向文化和地理空间概念的研究。

第三，以多变研究范式服务于民族和国家利益。诚然，20世纪德国边疆史研究因应欧洲地缘政治和德国对外政策变化，数度转向。早在德意志帝国时期，为弥补“小德意志”统一方案的缺憾，德国边疆史研究热衷于一维“语言边疆”研究范式，对域外德语区域和德语岛展开研究，标注其德意志历史和文化属性，呈现跨国性学术垦边特征。魏玛时期，德国边疆史研究引入“民族”视角下的二维“民族和文化土地”范式，否定根据《凡尔赛和约》划定的国家边界，反对割裂德意志土地和人民，扮演了学术守边者角色。第三帝国时期，为策应纳粹侵略扩张政策，德国边疆史研究引入非理性的多维“边疆空间”范式，把历史上的日耳曼人居住地区乃至经济、文化等方面与德国有关联的区域皆纳入研究视域，为纳粹建立“大德意志帝国”和夺取“生存空间”提供历史支撑，具有强烈学术扩边色彩。战后，联邦德国边疆史研究引入新的基于文化、经济等元素的“地理空间”范式，以规避民族国家疆界羁绊，同时在更广阔空间继续挖掘和寻踪德意志文明因子。于是，中东欧和东南欧的德意志故土以及受德意志文化浸染的地区，都转换成德意志“文化空间”的忆恋和建构对象。人们希望通过新研究范式，深挖这些地区沉淀的德意志文化并保持其影响，以特殊路径继续“捍卫德意志民族认同”。因此，“文化空间”范式下的边疆史研究虽没有往日咄咄逼人的斗争色彩，却仍能使人隐约感受到对于德意志民族和文化边疆的眷恋和挚爱。

结　　语

20世纪德国边疆史研究堪称波澜起伏，给人极大学术震撼。由此不免引起人们对德国史学界倾情和激搏于边疆史研究动因的追拷，对德国边疆史研究取向的思考，以及对其如此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原因之探问。

影响20世纪德国边疆史研究的因素很多，但有两方面不可忽视。首先，欧洲地缘政治和国内政治形势变化当是主要的客观驱动力。魏玛时期的学术守边取向就受激于《凡尔赛和约》对德国领土的不公处置。按照当时德国人的看法，一战后原本联结在一起的中欧德意志“民族土地”不仅被分割成德国、奥地利和但泽等几块，而且在其周围还形成与边界相连的“边疆德意志地带”。这些居住着域外德意志人的“边疆德意志地带”，显然是德国边疆史学者无法忽视的对象。加之德国国内一片抵制《凡尔赛和约》的呼声，漠视国家疆界而突出“民族”视角下“民族和文化土地”研究，成了德国边疆史研究的选择。而第三帝国时期建立“大德意志帝国”的追求，以及在欧洲地缘政治中转守为攻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等，则是该时期边疆史研究引入以扩边为取向的“边疆空间”范式主要驱动力，实际上是将历史研究变成了纳粹帮凶。

二战后联邦德国边疆史研究引入跨越边界的文化、经济等“地理空间”范式，既是响应欧洲一体化的国际政治潮流，“寻找一种后民族国家的欧洲认同”，实现时代关切，也是要在欧洲一体化大旗下，通过“跨越疆界的文化领域合作”，以文化克服疆界壁垒，钩沉欧洲诸国失落的德意志文化，继续表达对这些国家中德意志过往的怀恋。正是在此种语境下，出现“巴伐利亚—波希米亚空间”和“小空间（布科维纳）中的大历史（哈布斯堡君主国）”一类叙事，以及对过往德意志历史和文化的迷思。

其次，影响20世纪德国边疆史研究的主观动因，深深植根于其思想文化传统，即基于“民族”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文化民族主义思想。18世纪下半叶以来，“民族”与“民族共同体”思想一直被以赫尔德尔等为代表的德国学界崇信。据此，基于共同血缘、历史和文化的“民族共同体”有两大特点：其一，它是可以“跨越国家疆界”的“生命共同体”；其二，把建立“自己的国家”作为追求目标。然而，中世纪到近代早期的长期分裂，使德意志民族共同体一直未形成完全统一的国家形态。因此，在民族意识觉醒和迈入现代民族国家建构阶段后，“民族和国家的理想性统一”成为德意志人的追求和期待，对“民族边疆”的追求也就成为德国边疆史研究常态。

近代以来德国文化民族主义的发展，是影响20世纪德国边疆史研究取向的另一重要思想根源。在现代民族意识演进中，由于分裂之故，德国人一直缺少统一的国家政治平台来凝聚英法强调共同政治生活的现代政治性“国家民族”或曰“国族”认同，而只能借助相同语言、历史和风俗习惯等文化因素构成的民族平台，建构德意志“文化民族”认同，进而形成基于文化共同体意识而漠视各邦国边界乃至国际法上国家疆界的文化民族主义，即一种“将文化置于中心地位的对于德意志民族认同的探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自豪”的“德意志文化民族”，就成了德国人“人类共同体的原初概念”。与此对应，以民族共同体及其文化为取向的民族和文化边疆，成为德国边疆史研究的基本特点。

（作者邢来顺，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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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拾壹

校审：小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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