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人似乎对西域地区的物产异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在笔记中留下不少这方面的信息，具有代表性的物产有：

巴旦木：“巴榄子如杏核，色白，褊而尖长，来自西蕃。比年近畿人种之，亦生。树似樱桃，枝小而极低，惟前马元忠家开花结实，后移植禁御。予尝游其圃，有诗云：‘花到上林开。’即谓此也。”胡杨树脂：“胡桐泪，出楼兰国。其树为虫所蚀，沫下流出者，名为‘胡桐泪’，言似眼泪也。以汁涂眼，今俗呼为‘胡桐律’，讹也。”绿豆：“真宗深念稼穑，闻占城稻耐旱，西天菉豆子多而粒大，各遣使以珍货求其种。占城得种二十石，至今在处播之。西天中印土得菉豆种二石，不知今之菉豆是否？始植于后苑，秋成日宣近臣尝之，仍赐占稻及西天菉豆御诗。”马奶子葡萄：“马乳蒲萄：唐平高昌，得马乳蒲萄造酒，京师始识此酒之味。”葡萄酒：“椰子本出伽卢国，其地热，衢植椰子木为荫，剖其实，中有酒，能醉人。若他国所酿，多不同。西域蒲萄酒，南蛮槟榔酒，扶南石榴酒，辰溪钩藤酒，赤土国甘蔗酒。”“太白命蒲萄之色以为绿者，本此也。蒲萄酒，西域古已有之，而中国未见，故汉人一斗可博凉州也。”香水：“占城国，前此未尝与中国通。唐显德五年，国王因德漫遣使者莆诃散来，贡猛火油八十四瓶，蔷薇水十五瓶。其表以贝多叶书之，香木为函。猛火油以洒物，得水则出火。蔷薇水得自西域，洒衣虽弊，而香不减。”香料：“苏合香，《本草》云生中台川。陶云‘是师子屎’，又云是‘诸香汁煎之，非一物’。从西域来者如紫檀，重如石。”红盐：“《北史》：‘高昌出赤盐。’中国无之。《物类相感志》亦止言‘落橄榄酸枣用盐’而已。”象牙：“土物之贡有人所不识者，如伊凉庭州之阴牙角，妫州之胡禄五，不知为何物。盖以地远，见闻所不逮也。”手杖：“灵寿杖出西域，自黄河随流而出，不知为何木？其轻如竹，而性极坚韧。又有赪柳，色如红玉，亦可为杖，能辟雷，每雷作时，杖头皆有火光，殊不可晓。”雪蚕：“冰蛆飞驼：西域雪山有万古不消之雪，冬夏皆然。中有虫如蚕，其味甘如蜜，其冷如冰，名曰‘冰蛆’，能治积热。郭祐之云：‘冰蛆，今杭州路达鲁花赤乐连木尝为使臣至其处，亲见之。’”牦牛：“牦牛出西域，尾长而劲，中国以为缨，人或射之，亦自断其尾。盖左氏所谓雄鸡自断其尾，而庄周以牛之白颡，猪之亢鼻与自痔病者，巫祝不以适河，乃无用之为大祥也。”狮子：“苑中狮子：石参政中立性滑稽，天禧中为员外郎帖职，而西域献狮子，畜于御苑，日给羊肉十五斤，尝率同列往观，或叹曰：‘彼兽也给肉乃尔，吾辈参预郎曹，日不过数斤，人翻不及兽乎？’”

以上名物显示出宋人笔记些许具有中国传统博物记述的特征，虽为中国之域，但在宋代士人看来这些物产属于“异产”，尽量收录，以显示广采博识。从《山海经》开始就有了这一传统，宋人笔记对之有所继承。在这些物产中，一些已为前朝所关注，如狮子、牦牛、葡萄酒、象牙、红盐、香料、胡桐泪、火浣布等，甚至被列入丝绸之路重要交流品。而一些物产尚为新鲜事物，例如虽然我国是世界上较早种植绿豆的国家，魏晋时业已形成一套成熟的种植技术，但宋代笔记《湘山野录》成为我国绿豆史上最早的引种记载，也显示出西域地区在作物传播交流方面的枢纽作用。

在关注“异产”的同时，“异闻”也是宋人笔记的关注点，不过多是一些前朝故事，如西域胡人：“西市胡人贵蚌珠，而贱蛇珠。蛇珠者，蛇所吐尔，唯胡人辨之。”“天宝末，康居国献胡旋女，盖左旋右转之舞也。”胡旋舞与胡旋女，拂菻狗，小步马，马人，葡萄绿等，均是唐代往事。一些学术议题亦有体现，如沈括讲“切韵之学，本出于西域。”这一论断的依据盖与敦煌发现的唐人《归三十字母例》以及唐守温韵学残卷的三十字母，即学界简称的“守温三十字母”有关。也有将宋代民间赌博风俗与西域关联起来的例子：“今人掷钱为博戏者，以钱文面背分胜负，曰字，曰幕。《前汉·西域传》云：‘罽宾国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如淳曰：‘幕音漫。’颜师古曰：‘幕即漫耳，无劳借词。’”宋人还注意到文物古玩中的西域信息，如周密在《云烟过眼录》中记录李伯时的《阳关图》、范长寿的《西域图》、阎立本《职贡狮子图》、回回刀、西域贝叶、赵千里《释迦佛行像》等古董或艺术品。值得注意的是，该笔记中还出现了“回回国”，是这一名称的较早记载，有学者认为是龟兹回鹘国或黄头回纥国。当然也有西域风俗的描述，如“于阗法全蒸羊：于阗法全蒸羊，广顺中，尚食取法为之。西施捧心，学者愈丑。”

宋人笔记中对西域另一个关注点就是玉石和玉器。汉唐以来，于阗玉不仅是王公贵族赏玩装饰所必需，而且成为朝廷宫室进行朝聘会盟的必有之物。至五代、北宋时期，此名贵产品，已走出宫室殿堂，逐渐在民间流传，并投入市场，成为于阗与中原贸易最获厚利的资源。无论是朝堂还是民间，宋代对于阗玉的需求量大增，于阗玉的地位和价值更为重要，这一点在宋人笔记中亦有反映。

笔记有不少宋朝皇族向于阗诏玉、于阗献玉的信息：“太上始意作定命宝也，乃诏于阗国上美玉。一日，绦赴朝请，在殿阁侍班，王内相安中因言，近于阗国上表，命译者释之，将为答诏，其表大有欢也。”这一事件在《云麓漫钞》《游宦纪闻》中亦有记载。“道君皇帝以于阗玉益八宝为九宝，其文云：‘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两则文献讲的均是徽宗时期的求玉之事。宋代于阗向内地输入玉器的情况在南宋初年张世南《游宦纪闻》有归结：“玉出蓝田、昆冈。《本草》亦云：‘好玉出蓝田及南阳徐善亭部界，日南、卢容水中。外国于阗、疎勒，诸处皆善。’今蓝田、南阳、日南，不闻有玉。国朝礼器，及乘舆服御，多是于阗玉。”“国朝礼器多是于阗玉”反映的应是实际情况，并指出宋朝将于阗玉分为九等，用“玉等子”进行衡量定级，形成了一套标准化的评价体系，也是于阗玉大量进入宋朝皇室的重要佐证。因此，能够拥有一件于阗玉器，也成北宋权臣炫耀的“资本”。周密《齐东野语》中就记载这样一则事故：“一日，宴聚，公出所藏玉杯侑酒，色如截虹，真于阗产也，坐客皆夸赏之。”甚至在宋代的书画装裱中，当以使用于阗玉者为上品：“飞白：太宗善草、隶、行、八分、篆、飞白六体，皆极其妙，而草书尤奇绝。今上悉赂求编次，凡三十余卷，以于阗玉水晶檀香为轴，青紫绫摽文绵绦，黄绡帕，金漆柜，作龙图阁于含元殿之西南隅以藏之。”宋朝大内的侍卫仪仗也多配用于阗玉石珍宝装饰的刀具：“御教仪卫次第：青毡御笠，褐毡御笠，金凤瓶，丝鞋箧子，御膳箧子，玉靶于阗刀，金洗漱，皂白御靴，玛瑙于阗刀，水晶于阗刀，通犀于阗刀，角靶于阗刀。”显然，于阗玉饰已成为宋代等级和尊贵的象征。

《癸辛杂识》中还记载了元初名臣在西域获得玉佛和玉料的逸事，其中一件玉佛“高三四尺，色如截肪，照之皆见筋骨脉胳”；一件超大的玉料：“高六尺，阔五尺，长一十七步，以重不可致。”文献虽然载有西域进贡大件玉团的信息，但如此巨大的玉料确为少见，至于下落如何，就不得而知了。笔记中还出现了西域出产“绿松石”的情况：“刘汉卿尝随官军至小回回国，去燕数万里。每雨过，山泥净尽，数百里间皆玉山相照映，碧淀子皆高数尺，岂所谓琅玕者耶？”文中的“碧淀子”就是绿松石，在广义上也属玉石。

于阗玉的产地、加工等事宜在宋人笔记中也有反映，如在张世南《游宦纪闻》中就转引了五代人高居诲《于阗国行程记》中关于在“昆山玉河”中采玉、捞玉的具体情形，虽然其中的部分地理信息并不完全真实，但这已是中古时期中原士人所能看到的关于于阗玉石开采最为详尽的信息了，因此多为后世学者抄录引用。在这段文字中，有一条信息未被学界所关注：“大抵今世所宝，多出西北部落：西夏、五台山、于阗国。玉分五色：白如截肪，黄如蒸栗，黑如点漆，红如鸡冠，或如胭脂。惟青碧一色，高下最多。”这一信息应该是南宋人张世南自己的判断，而非抄袭他籍而来。文中所讲的西夏、于阗都容易理解，但把“五台山”安放在西北地理范围内，却令人费解。文献明确五台山为“西北部落”，显然不是山西五台山。经学者考索，发现宋夏时期西北确有一些五台山地名的线索：如西夏初年在贺兰山中修建了五台山寺，并在西夏文献《圣立义海》《西夏地形图》，西夏汉文佛经《密咒圆因往生集》中均有记载，有研究据此推测贺兰山拜寺口方塔就应该是西夏五台山寺的一部分。也有学者指出今天的陕西耀县药王山、甘肃渭源的马麓山等均有“五台山”之称。上引史料大致讲述了宋夏时期，南阳、蓝田、日南等地已不能产玉，玉石之类的珍宝只能来自于西域于阗、西夏、五台山等地。大象出版社及中华书局的《游宦纪闻》均把西夏、五台山、于阗点断为三地，难知“五台山”所指；笔者推测，这里的西夏、五台山原意不应断为两地，而为西夏五台山一地，即今天的贺兰山，因为今天贺兰山虽不产玉石，但所藏贺兰石尚为砚石中的上品，虽然目前还没有表明宋元时期开采贺兰石的证据，但不排除这种可能。若果真如此，这将是贺兰石的最早历史信息了。

虽然不少宋人笔记涉及西域信息，但几乎没有笔记作者能够亲自涉足西域观其地理、访其民俗，甚至能够到访西北者也寥寥无几。在此情形下，宋人笔记中的西域信息既有客观事实的陈列，也有作者主观感受的记述，综合起来形成了宋人笔记之下的“西域印象”，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

（一）西域地理的印象

南宋人沈作喆在《寓简》中讲：“西域胡人自言其国山川峻险。或谓曰：‘山高海深，宛在其貌。’”北宋时期，尚与西域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保持交往交流，而处东南一隅的南宋，与西域地区的交往日益减少，故南宋士人只能通过他人之言来获得西域地理信息，不免有所偏颇。如此则文献的“山川峻险”就不足以概括西域地理的全貌，因为西域还有广阔草原、水草丰美的河谷、星状分布的绿洲等。当然，这一方面是作者不能有实地考察之便的影响，另一方面与当时中原士人对西北和西域地区地理状况的普遍认知有一定关系。例如《清波别志》中记录了宋神宗与王安石关于黄河源头的对话：“裕陵一日顾谓辅臣曰：‘梁从政自河州至，言黄河水极清泚，不与中国比。前书所谓黄河之水浅可涉，盖不诬也。然河之本源，未见出处。《禹贡》但言：‘导河积石，至于龙门’，不言导河自积石，以此知出积石者，特其下流耳。’王安石等曰：‘案《西域传》，河有两源，合注蒲昌海。其水停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中，南出积石，为中国河。陛下所考，《禹贡》导河不言所自，非臣等所及。’”可以看出，宋神宗、王安石这样饱学之士尚不清楚黄河流经之区域，只能沿袭《尚书·禹贡》《汉书·西域传》中的旧说，对西北及西域地理的认识略显贫乏。因此，《高居诲使于阗记》《青唐录》《继业西行记》等西北行记就显得弥足珍贵，成为时人认识西北和西域的最真实、最直观的信息来源，其中《王延德使高昌记》（又名《西州程记》）最具有代表性，为我们今天考索西域与内地的交通路线、了解宋时西域的民情风俗以及地理方位提供了翔实的信息，为《说郛》《挥尘前录》等笔记所转引。诚如王明清补言：“此虽载于《国史》，而世莫熟知，用书于编，以俟通道九夷八蛮将使指者，或取诸此焉。”评价中允客观。

宋人笔记还对西域的地理方位有所涉及，大致位于天竺与吐蕃之间。如《岭外代答》载：“西方诸国，大率冠以‘西天’之名，凡数百国。最著名者王舍城、天竺国、中印度。盖佛氏所生，故其名重也。传闻其地之东，有黑水、淤河、大海，越之而东，则西域、吐蕃、大理、交趾之境也。”程大昌在《演繁露》“马人”条目中评论：“案：中印度在西域，西域地与广近，岂唐时尝有中印度人来至广境耶？”显示出作者对这些信息也并未有充分的肯定，甚至当作传闻之言，反映出唐宋时期对西域之外地理认识的普遍模糊性，就连宋人也意识到这一点：程大昌曾批评玄奘《大唐西域记》中的相关信息不太可靠：“僧玄奘《西域记》乃言‘五印度境周九万里’，何荒诞之甚耶！又按波斯在五天竺西，波斯世通中国，其泛海而东，盖环越五竺之境矣。且使不尽越九万里者，而以其半为数，则波斯之人岂有能至中国者哉！”这一看法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一般认为西域东向的界限在敦煌一带。前文所引沈括“切韵之学，本出于西域”论断的重要支撑就是敦煌出土的相关音韵材料。以此观之，宋时似乎将敦煌划归西域的范畴。历史时期也有类似的先例，例如吴玉贵就曾提出隋唐时期吐谷浑控制之域也被看做西域的一部分。笔者也曾提出西夏时期瓜州、沙州和西州、伊州虽分属两个地理单元，但具有“整合为一”的迹象。当然，诚如程大昌所言“外域地理难考者类如此”。复杂的地缘关系显然影响到西北及西域地理知识的获取，宋时不仅西域西缘边界范围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而且其东界状况亦是如此。

（二）西域旧事的记忆

宋人笔记中有相当比例的西域信息出自于对汉唐或更早西域旧事的记忆，或转引前朝史籍的记述，或是对前朝故事的“再加工、再评论”。如高似孙《纬略》中讲述“火浣布”时就引用了《列子》《南史》《魏志》《典论》《搜神记》《抱朴子》《梁四公记》中信息，杂糅排举，以示明相。笔记中还出现前朝西域故事的重诉，远则秦汉，近则隋唐。如在《纬略》引用了“青云干吕”的文学典故，意在西域与中原的修好，表示吉祥之兆。又如《现代汉语词典》对“得陇望蜀”的解释多用《东观汉纪·隗嚣传》中的材料，不过《宾退录》在解释该词时不仅使用到隗嚣的掌故：“岑彭引兵从光武破天水，与吴汉围隗嚣于西域。”还提到三国时曹操对司马懿对言：“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现行解释鲜有提及曹操之言。宋人笔记中类似材料无疑丰富了汉语语汇的内涵。当然，还有一些对唐代旧事的追忆，如“裴相生于于阗国事：唐裴相公休，留心释氏，精于禅律。师圭峰密禅师，得达摩顿门……后于阗国王生一子，手文有裴休姓字，闻于中朝，有子弟欲迎之彼国，敕旨不允而止。”讲的是唐代名相裴休醉心佛法的坊间故事。不少笔记中的西域信息还具有存史证史的价值，如《常谈》载：“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始遣使至西域摩揭陁国，取熬糖法。即诏扬州上蔗柞瀋，如其剂为之，色味胜西域远甚。然《江表传》载，孙亮遣黄门以银碗并盖，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献甘蔗饧。乃甘蔗作糖，旧矣，何至唐始往西域取法哉？岂饧如今之水糖，而熬糖乃沙糖类乎？”宋人对唐代西域（实则印度）取熬糖之法提出疑问也是今天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季羡林在《糖史》中引用了《演繁露》《老学庵笔记》中有关制糖术的史料，但尚未引用《常谈》中的这则信息。季先生同时指出：“唐太宗派人到印度学习的是制造沙糖的技术呢？还是石蜜的？经过了这样详细的论证，我仍然只能回答：不能肯定。”从笔记记载的情况看，宋人已关注到这个问题了。《常谈》又载：“杜少陵诗‘鹦鹉啄金桃’，‘金桃’始出西域康居国。贞观间尝贡之，兼以银桃，诏植苑中。鹦鹉亦出西域，金桃岂其所嗜哉。”《旧唐书》《唐会要》《辽史》等史籍中均有贞观年间西域康国人进贡金桃的记载。《海录碎事》中说：“唐贞观中，康居国献黄桃，大如鹅卵，其色如金，亦呼为金桃。”西域地区也确有鹦鹉。这些信息均被宋代士人准确捕捉。

需要指出的是，宋人笔记中同时保留一些西域贡使带来的信息，虽为分散的片段，但为宋人亲身经历或亲眼所见，弥足珍贵。兹举两例：“于阗国朝贡使每来朝，必携其宝铛以往返。自国初以来，迨今如是也。我主客备见之，实一铁铛尔。盖其来入中国，道涉流沙，逾三日程无水火，独挈其水而行。携铛者投之以水，顷辄已百沸矣，用是得不乏，故宝之。”又“政和中于阗国朝贡以马四匹。其一高六尺五寸，其一六尺二寸，其二皆五尺九寸。殆不类常马，其状已怪。则穆王八骏，其图夭矫，宜若有之也。”无论是于阗丝路商旅携带的宝铛，还是进贡的西域马匹，显然都是中原地区的稀有之物，因而博得宋代士人的关注。

（三）“甥舅之谊”的定位

“甥舅之谊”或“甥舅之国”是唐宋时期中原政权与周边民族（政权）之间友好关系的定位，也是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唐朝和吐蕃较早将二者关系确立为“甥舅之国”：“与吐蕃赞普，代为婚姻，固结邻好，安危同体，甥舅之国。”此后，南诏、契丹、回鹘等政权均与唐朝有过“甥舅之谊”的约定。这种形式确也成为中原政权处理民族关系的佳话。宋朝基本继承了唐时所建立起来的“甥舅之谊”传统，宋夏、夏金均有过“甥舅”之提法，并将之扩展到西域地区，这一点在宋人笔记中亦有体现。《清波杂志》卷6载：“外国表章类不应律令，必先经有司点视，方许进御。宝元间，遣屯田员外郎刘涣奉使唃厮啰，番中不识称朝廷，但言‘赵家天子及东君赵家阿舅’，盖吐蕃与唐通姻，故称‘阿舅’，至今不改。政和间，从于阗求大玉，表至，示译者，方为答诏。其表有云：‘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西方五百里国、五百国内条贯主黑汗王，表上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四天下、四天下条实主阿舅大官家……如此等语言，恐藩服自有格式。”这段文献一方面指出宋代“甥舅之谊”的提法是唐蕃“阿舅”关系的延续，宋朝与于阗在来往的公文当中就以“阿舅”相称；同时，周煇认为西域蕃客上表中“阿舅”之称业已形成一套相对固定的格式和套路。《清波杂志》作者周煇虽出身官宦之家，但一生未仕，因此对宋代蕃臣表章之事的记载较为客观公允，这一点恐为正史所不及。事实上，西域与宋朝之间的“甥舅”之称恐怕不单是公文形式上的一种表述，也不单是经济交往的需求，更蕴涵着些许政治意义。对于西域诸蕃而言，虽然贸易谋利的目的稍微偏重一些，但还是想通过接受或遵从中原公文格式的方式默认宋朝这个“大东家”；而对于中原士人或官家来讲，虽然以阿舅大官家相称，但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君臣礼仪概念，其意义在于对“中国之属”的认定，即便是宋代士人看来略带荒诞的表章，也具有严肃的政治意义，这不仅是宋代朝廷的“心愿”，也是宋代士人的“心结”。《元丰九域志》首创了“化外之州”的体例，将河西、河湟、河套乃至西域地区的伊州、庭州、安西大都督府一并列入“陕西化外之州”，就是这一政治抱负或理想的体现。诚如张舜民在《画墁录》中说：“西域之蕃处中国，以至夏、契丹交驰，罔不在邻郭，今青唐是也。”南宋诗人陆游虽然从未踏上西域的土地，但在诗文中充满了对西域山川风物的魂牵梦绕，堪称具有浓厚的西域情结。即是如此。

通过对宋人笔记中西域信息的文献梳理和内涵分析，兹有三点认识或结论：

一是宋代士人在笔记中重点关注了西域的佛教僧侣、物产玉石、山川地理、前朝旧事等方面的事宜，弥补了正史记载的不足。宋代笔记体量巨大，大致是二十四史的一半左右的体量，其中能涉及到西北地区的内容不到2%，显示出地缘关系的确影响中原士人对西北地区的书写和记录。即便如此，宋人笔记还是从不同侧面对西域地区有所记录，留下了珍贵史料。宋代士人重点关注了西域地区的佛教僧侣等四方面的议题，一方面体现出佛教交流、僧侣往来、朝贡贸易依然是宋代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也显示出由于宋代不能统御西北，士人们便通过对前朝旧事的追忆来弥补对西域信息掌握不足的缺憾。当然，由于宋代士人不能亲自涉足西域考察，多数信息通过间接获取，甚至有异域想象推测的成分，因此对西域山川形胜等物象的记述介于虚实之间。

二是宋代笔记继承了中国史籍中西域书写的传统。笔者以为，自西汉张骞凿空西域以及汉代设立西域都护府，西域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以来，在中国的官私史籍书写中对西域地区予以一定关照，甚至形成了一套西域书写的传统，即较为关注西域地区的珍奇异物、玉石珍宝、胡人商旅、宗教交流、歌舞百戏等内容的书写和记录。这一传统不仅体现在此后不同时期的官修史籍中，甚至私人撰述乃至文学作品中都有或多或少的表现。例如在两汉赋中就书写了众多西域物象，涉及到植物、动物、人物、玉石、山川地理、杂技百戏，彰显了汉王朝声威，见证了中西文化交流，与两汉史书记载相互辉映。宋代笔记亦如此，关注的物象、落笔的手法与前朝的书写并无二致，只是在具体记录细节和内容上略有差别。

三是宋人笔记中西域记述体现出“蕃处中国”的理念。在宋代士人看来，有些事关西域的重要知识，很有必要存之典籍，因此在信息的取舍上还是费了一番思考，尤其对前朝西域旧事的转引或对西域记事传统的遵从或已成为他们重要的撰述法则。当然，这一法则有着更为重要的政治蕴涵，就是在中原士人眼中西域虽未纳入宋朝的行政管辖，但理应继承西域属于中原政权的前朝法统，即便未控其域，但属于中原政权的“旧疆”这一文化传统不应断裂，于是便有了上文提及的“化外州”之制，也有了北宋所修撰的《太平寰宇记》等地理志书西域部分的内容基本抄袭唐代《元和郡县图志》的做法。宋代士人们在努力地维持着这一传统，更从笔记的书写内容上来寻求这一传统的渊源，以此表明其政治理想与抱负追求，前引宋人张舜民所讲的“西域之蕃处中国”就是对这一状况的最好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