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方疆域是在长城内外各民族长期联系、互动中形成的。无论是北方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还是地方政权，都为中国疆域的开发、建设、守护、拓展和巩固作出了贡献。

公元10—13世纪，无论对于中国史还是对于整个世界史，都是一个崭新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历史经历了五代十国的分立到元朝一统，而其历史内容很为丰富的则是天水赵氏建立的宋朝。

关于宋代造船业的突破性发展，学界已有相当的研究。以往关于宋代造船的研究涉及船场废置、地域分布、生产量等诸多内容，但缺乏对造船业本身及其与地方社会关系的关注。在国际贸易体系的研究话题中，学界更多着眼于海运发展与国际关系的互动，船舶技术及其在朝贡体系中的意义，尚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的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让现代化更好回应人民各方面诉求和多层次需要”。这也是我们超越资本主义文明、迈向更高层次文明的关键所在。

全球史兴起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史学界对于全球化的学术反思与回应。随着全球（global）核心词汇在史学论著中的频繁出现，史学的全球史转向成为一股潮流，已经为世界上越来越多学者所接纳，并将中外关系史研究推到史学研究的前沿。21世纪初，笔者将晚明社会变迁研究与全球化开端相联系，从单纯关注中外国家间的相互关系，转变为关注全球史的一部分。

自古以来，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的纳异求同，中华民族在“四个共同”的实践中得到凝筑。

19世纪以前，西方学者根据“荷马史诗”归纳史诗概念。20世纪，学术界又据此来讨论汉语史诗，造成了许多困惑。解决“汉语史诗问题”，要做的工作很多。诸如，何为汉语史诗？汉语史诗是如何形成的？汉语史诗有何内涵特征？是否可以概括出不同于西方的汉语史诗标准？而这一系列问题的讨论，都必须建立在中国一百年来现代考古发现所提供的丰富资料与对其所进行的深入研究基础之上。

张居正是一位务实的政治家，“综核名实”是张居正行政的特点，他不会像王安石“对宋朝建国以来所施行的有关财政、经济、军事、教育、选举等方面的规章制度，几乎全都采取了否定态度”那样全盘否定明朝制度。

中东地区具有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多元融合的史学传统。由于历史原因，特别是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中东史学（包括古代两河流域史学、古代埃及史学、阿拉伯史学、波斯史学、土耳其史学等诸多分支）未得到充分重视和公允评价。

古人类学家根据考古化石资料告诉我们，人类祖先来自非洲。他们说，现代人类的先祖在能人和匠人阶段，分别在200万—180万年前、84万—42万年前、8万—7万年前走出非洲（考古纪年相差颇大），进入亚欧陆地。中国古人类学者提出了“连续进化兼及杂交”的学说，认为数十万年前的北京人就是今日中国人的直系祖先，这是主线；北京人后裔与其他族群杂交，这是次类。可以说，人类文明与进化，在摇篮时代就表现为彼此之间既坚持自我又相互交往的历史过程。